古代变法与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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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检验检疫局  赵文斌

我国古代每个朝代几乎都组织过变法，变法目的之一是富国强兵。质量发展既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又是重要标志，自然成为变法的题中之义，历史上变法时期往往成为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管仲变法到商鞅变法，从汉武帝变法到王安石变法，无一例外地注重质量发展，往往从制度管理、度量衡保障和工匠技能三个方面推动质量。

（一）技术官员的起用。我国古代虽未出现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但在一些重要产业设立专门的官员进行生产和质量管理。如，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齐相，设立管理冶铸的铁官。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盐铁市官。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组织变法，由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分别掌管器物、建筑和兵器的生产与质量。质量管理技术性要求高，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管理者专业要求，大量起用技术官员。农耕时期，水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管仲提出：“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即选派熟悉水利工程技术的人员担任水官之职。汉代设立少府、大司农、将作大匠等手工业产品的官署机构，形成生产工匠、主造官吏、监造官的生产管理体系，使用了大量技术官员。汉武帝开掘漕渠时，起用了水利工程专家徐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农学家赵过被任命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取得“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良好效果。王安石对技术官员同样情有独钟，让著名科学家沈括先后主持汴河疏浚工程、巡察两浙农田水利。“澶渊之盟”后，天下久不用兵，北宋兵器生产陷入混乱，各地作院常常采取减克物料或使用劣质物料等进行生产，造成兵器质量普遍非常差。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设立军器监，网罗天下，广收人才，“天下知军器利害者”，可以随时到军器监谈论自己的想法。次年，任命沈括兼任军器监负责人，负责兵器铸造储备和质量管理。沈括不负众望，一方面，加强技术改进，亲自研究冶炼钢铁方法，研制冷锻铠甲等兵器；另一方面，加强管理，制成兵器标准样式，颁发给各地作院，令按照规格和标准制作，并派员到各地指导督促，将质量优劣分为三等，如果武器制作不精者，视情节轻重，“黜陟其官吏”。很快北宋武器数量显著提高，品质大为改观，曾巩评价为“凡诸兵械置五库以贮之，戎具精劲，近古未有焉。”

（二）质量法规的建立。古代变法始终注重法规制度的建立，而法规是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变法之法和质量之法一直相辅相成。管仲首创食盐官营制度，制定了我国最早的盐政法——《正盐箧》。商鞅变法时，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成文的律令，后经秦始皇补充、修订，形成了更为缜密的《秦律》，颁行于全国。《秦律》多处作出质量规定，要求制作同一器物，其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必等”），用量化的数据规范饲养、种植的质量，并严打质量不法行为。汉初，私铸铜钱现象非常严重，“盗铸如云而起”，造成质量低劣的奸钱充斥市场。汉武帝一方面将铸币权收归朝廷，由“上林三官”负责，“上林三官”为水都都尉的三个属官，“钟官”负责主铸造，“技巧”负责刻范，“辨铜”负责检验成色，由此发行了质量上乘、规范统一的五铢钱，另一方面颁布严禁私铸的法令，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之后，铸币制度保持稳定了120多年。为了保持水利程完好和发挥工程效益，汉武帝制定了灌溉制度和用水标准——《水令》，成为我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灌溉规范。王安石变法期间，采取“市易法”，在汴京设立都市易司，在重要城市和边境地区设立了市易务，。组织制定了著名的水利政策法规《农田水利约束》，规定了各级机构的责任和奖惩措施。在《农田水利约束》推动下，熙宁三年至九年各地共兴建水利工程10793处，灌溉农田361170顷，官地1915顷。熙宁六年（1073年），编著成《军器法式》，所谓“法式”，即供当时官营手工业遵循的标准制式。《军器法式》共110卷，其中47卷为军器制造标准，1卷为材料标准，可见当时标准化已经比较发达。

（三）责任体系的发展。质量离不开责任，我国古代很早就建立以物勒工名为主体的质量责任体系，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健全。物勒工名是指将器物制造者、监造者等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考察质量、追究责任。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吕氏春秋》）。商鞅变法时，在兵器上刻下督造人的名字，秦国开始实施物勒工名制度。吕不韦为相后，秦兵器所刻的名字扩展到制造者和各级监造者，包括相邦、诏事、工师、寺工、丞、工等。汉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逐渐成熟，不仅在器物上铭刻纪年、生产机构、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目前所见的骨签均出土于汉长安遗址，最早的年号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既包括名称、数量，也包括生产日期、生产工官、官名、工名、强度、编号等物勒工名要素，以便质量溯源。王安石变法前，北宋质量检验和监督不力，名将庞籍为此说：“造甲之所，多不择间长之官！”王安石不仅恢复物勒工名制度，而且采取不同地区相互监督质量。北宋时期商业逐渐发达，民间产品出现了图文并茂的标识，将物勒工名与广告、防伪结合起来，“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白兔商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

（一）维护统一性。统一的国家必然建立统一的度量衡，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常把度量衡看作权力统治和社会公正的象征。管仲认为度量衡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规范，《管子·君臣》说：“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各行其是、大小不一，管仲希望在诸侯间建立统一的度量衡。《管子·幼官》记载，在第四次辅佐齐桓公同各诸侯结盟时，曾下令：“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由于齐国的结盟多为小诸侯，齐国度量衡未能推广到更大范围。公元前344年，商鞅辅助秦孝公第二次变法，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战国策》）。同年，齐国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到秦国，商讨两国度量衡统一事项，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经看到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秦朝和汉初大小亩并行，汉武帝将一亩步数统一为二百四十步。此后，一亩广二百四十步，至清末未有变化。王安石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统一的重要性，在《九变而赏罚可言》中说:“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

（二）保证准确性。在变法之路上，管仲认识到度量衡准确公平的重要性，提出这种准确和富贵众强、贫贱卑辱无关，只有公平才能防止奸诈。“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管子·明法解》）。为了维护度量衡的准确，商鞅借鉴齐国量制，制成了流芳千古的度量衡瑰宝——商鞅铜方升，并亲自督造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发到全国各地，定期检定。北宋为保持度量衡准确，每月抽查一次器具，王安石变法后，把抽查周期缩短为每月三次。

（三）推动法制性。度量衡一经制度化，必然具有很强的法制性。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一靠技术，，用强制手段加以控制。《管子·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势解》又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侈靡篇》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为了维护度量衡的统一，专门颁发了律令。西汉竹衡杆上墨书文字记，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称钱衡器，主人就要到乡官“里正”受处罚，服徭役十天。

（一）技能培训。古代技术培训主要采取“父子世以相教”，手把手地父传子承，兄传弟继。管仲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将各种工匠集中起来，相互观摩讨论学习，教授经验技巧，提高技术水平，推动工匠培训从家传制度向艺徒制度转变。《管子·小匡》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管仲已经注意到工匠的专注精神，同样在《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这种集中式的工匠技术教导与职业训练的方法后来被沿袭下来。汉武帝在推广新田器和新耕作法时，命大司农选取有技巧的工匠制造新田器，组织大规模培训，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方法和耕种养苗法。为了改进兵器质量，王安石令军器监“凡利器以法式授徒”，继《军器法式》后，又编撰了《弓式》《陶说》等法式，既是制造产品的标准，又成为教科书。

（二）工师制度。选择好的老师是培训的前提，我国很早就建立工师制度。管仲认为，工师除了组织培训外，还负有考查工匠手艺、辨别产品质量等职责。“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好的工师应能在规定周期内完成培训任务，《均工律》说：“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王安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集合各地的优秀工匠到京城，交流经验，提高技术，从中发现优秀人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记载了熙宁六年十二月两名工匠因为技术精巧而被赋予重任，“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技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三）考核机制。古代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并极为严格，一般以所制产品而评定优劣、采取奖惩，对不能完成培训和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徒，惩罚甚至连带到保举人和工师。“能先期成业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而上内史”（《均工律》）。宋代形成更为严格的训练与考察制度，用法式考察学徒。“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宋史·职官志》）。

今天，我国深入推进改革开发，同样高度重视质量发展，，把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确定为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全面制订和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正成为改革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