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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可得性启发法定义为通过“实例呈现在脑中的轻松程度”来判断概率的过程。我们的系统阐述似乎已经给出了这一方法的明确定义，但可得性这一概念此后仍在不断得以精炼。
在研究可得性的时候还没有阐发两个系统的方法，而且我们并没有费尽心思去确定启发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主观策略，还是一个自主运行的无意识行为。现在我们知道启发法其实涉及两个系统。
之前思考的问题是，需要在大脑中搜寻多少实例才算是轻松回忆，以获得某一印象。答案：一个也不用。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对可得性启发法的理解有了重大进展。那时，由诺伯特•施瓦茨领导的一组德国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对某件事发生频率的印象是如何受到列举实例的具体数目这一要求的影响的？
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加强对特点的判断：能回想起的事例数量。在脑中呈现的轻松程度。
在脑海中呈现的轻松程度体现出系统1的启发作用，然而当系统2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时，受试者关注的就不再是提取记忆的轻松度，而是回忆起来的若干事例的内容了。
各种各样的证据都指向统一结论，即那些跟着系统1走的人更容易受可得性偏见的影响，比那些警惕性更高的人受影响的程度更大。在下面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在“跟着感觉走”，提取轻松度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其回想事例内容带给他们的影响：
当他们同时忙于另一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任务时。
他们刚刚想起生命中的一个快乐片段而心情大好时。
尽管对这项任务所给话题的了解达不到专家级水准，但他们也算是对此领域了解颇多的新手了。
他们跟着感觉走却拿了高分时。
如果他们很强大时。
有风险意识的学生可以迅速发现可得性效应与自己的担忧不无关联。经济学家霍华德•昆路德就已经注意到，可得性效应能够对买保险的行为模式和灾后的保护性行为模式作出解释。
当昆路德对风险和保险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受害者和近似受害者在灾后往往心存焦虑。
当人们更青睐于某项技术时，他们就会认为此项技术更有优势、风险更小；如果他们不喜欢某项技术，则只会想到其缺点和寥寥几个优点。因为几项技术刚好是从好到次排列起来的，因此无须作艰难的权衡。
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对风险和优点作出估测时，这两项估值会更接近。那些只知道某项技术风险较小的受试者也会对其优点越发青睐。正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所说的那样：“感性细节掌控理性大局。”
情绪启发式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更明了的世界来简化我们的生活。好的技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中成本较小，不好的技术没有利益，所有的决策在这里都变得很简单。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常要在利益和成本中作出权衡。
保罗•斯洛维克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人类作出风险判断的特性。他的著作描述了不卑不亢的普通人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琐碎细节左右，并且对较小的可能性和极微小的可能性之间差别的感知力不够敏锐。
斯洛维克还对专家进行了研究，显然专家在处理数字和数量的问题时更权威。
专家同普通人一样，也以衰减的形式表现出同样的偏见，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偏见往往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非专业性判断中存在的偏见可以对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不同之处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斯洛维克提请人们注意能反映不同价值间真实矛盾的情况。，而公众的区分则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等。这些合理的区别经常被只计数的统计学所忽略。
1.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比专家更深刻
斯洛维克通过这些观察报告得出结论：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比专家更深刻。因此，他强烈反对专家或权威的观点，若专家与其他公民的观点和希冀相矛盾时，人们就不应该完全接受专家的观点。他说，当专家和公众对各自的优先权意见分歧时，“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斯洛维克想摆脱专家对风险判断的绝对控制，因此他对专家的理论根据——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
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尽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没有“真正风险”或“客观风险”这回事。风险评估依赖测试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极有可能是在人们心中期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因此，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也许你从未想过竟然会有人将判断心理的实验研究与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
政策最终还是与人相关的，它关乎人们想要什么和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问题。每个政策问题都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作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2.效用层叠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学家蒂默尔•库兰为偏见植入政策这一机制起了个名字“效用层叠”。效用层叠，即集体信念形成的自我增强过程。经由该过程表示的认知触发一连串的反应。
它通过在公共话语中增强影响效用而增强此感知的合理性，这一过程的驱动机制包含信息的、名声的动机：个人通过部分了解他人的外在想法，为了保持社会认可的利益而通过部分扭曲自己的公开反应而支持上述认知。效用野心家——操纵公共话语内容的行动主义分子——总是力图触发效用层叠以推进其计划。
在社会大背景下：“所有的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他们了解广义的启发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得性为判断提供了启发，尤其是我们通过想到某个概念的轻松程度（和情感的释放）来判断其重要性时，这种启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效用层叠是一连串自持，它可能开始于对相对次要的的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有些情况下，关于某一风险的媒体报道能抓住部分公众的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
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宣扬，会推动媒体跟进报道，继而会令人产生更大的焦虑，波及面也更大。通过“可得性倡导者”，这个循环有时候会因为那些“可得性专业户”——专门负责连续不断地散布扰乱民心消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刻意操纵而加速运行。
当今世界，将效用层叠发挥到极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分子。除了几次可怕的，比如“9•11”，。即使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
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间的不同在于两种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度和概率。媒体不断重复的可怕画面可使每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想要劝自己完全冷静下来是非常难的。。
，这一点的确不错。此外，效用层叠也会通过呼吁人们关注风险和增加降低风险预算总额的措施来创造长期效益。
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