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天‖唐代三勒浆杂考

 （编者按：很多80后学友看到此篇论文的题目可能会会心一笑：“我高考（中考）时喝过！”嗯嗯，小编跟你握手。但此“三勒浆”非我们所说的唐代“三勒浆”，不妨跟随作者来了解下这唐代名酒的入唐途径、传饮状况及相关知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来源：《唐史论丛》第25辑，第205-221页。

   唐朝文化兼收并蓄，造就了唐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向达先生曾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以中国乐舞、绘画之变，胡服打毬之盛，详述了丝绸之路的兴盛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1]]。“法出波斯”的三勒浆，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并风靡一时的。关于三勒浆的源流，陈明先生的《“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已作出了详致论述[[2]]。故本文无意于再去为“三勒浆”追本溯源，而旨在讨论“三勒浆”在唐代传入中国的途径及之后的传饮状况，并对三勒浆不再酿造后仍传承于历史典籍中的三勒浆知识进行考释辨析，试图为这一经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之外来饮品的流传提供更多一些认知。

一、“法出波斯”与“河汉”之三勒浆

唐人喜饮酒，长安城中酒肆云集，名饮荟萃，而唐人也常常流连忘返于其间。正是李白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3]]在“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4]]这种胡风盛行的情况下，唐人所饮之酒自然也就不仅局限于国中名酒，而更有西域之葡萄酒与法出波斯的三勒浆等点缀其间。如傅乐成先生所说“唐人好胡食，亦犹今人之喜食西餐。此中风气，以开元时期为最盛，胡食以酒为主，如葡萄酒、三勒浆类酒（酿法出自波斯）等，最为唐人所好。”[[5]]

关于三勒浆，唐人李肇《国史补》有载：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蛤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6]]

由此观之，唐代名酒，一览无遗。李肇在述毕唐代国中名酒之后，又特意著下了“法出波斯”的“三勒浆”，则三勒浆定有其特殊的风味，才得蒙李肇的青睐而存录下来。

   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在卷233中引用了《国史补》的这段文字，却略有不同：

酒名。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蛤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7]]

参较《唐国史补》与《太平广记》二文，关于“三勒浆”的记载互有出入。《国史补》只言三勒浆其法出波斯，《太平广记》在其基础上，又添记为“河汉之三勒浆”云云，从而衍出了“河汉”二字。

   对比二书所举酒名，《太平广记》在引录《国史补》中的内容时缺失了“阿婆清”一酒，其处则多出了“河汉之”三字，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广记》又在“河汉之三勒浆”的“河汉之”下注有“《国史补》河汉之作阿婆清又有”[[8]]。显然，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的校对者在这里不仅仅是在明嘉靖谈愷刻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参酌了其他《太平广记》的版本[[9]]，其更对勘了李肇的《国史补》，才指出了这一互异之处。此来，则《太平广记》所谓“河汉之”三字很可能是由《国史补》之“阿婆清”讹误而来。毕竟以字形来看，“阿”与“河”，“清”与“漢”确有相似之处。

讹误当然可能是李昉等疏漏所致，不过这里的疏漏却似乎自有其根据。上文引录的《太平广记》在举诸酒名时，格式为“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郢州、乌程、荥阳、富平等皆为地名，富水、若下、土窟春、烧春之类自是酒名。据此，则《太平广记》列举诸酒的格式为酒名附加产酒之地名。那么“河汉”二字也当沿此格式理解为三勒浆的酿造地。

《庄子•齐物论》：“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10]]又有南朝梁江淹所作《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濯以河汉之流，曝以秋阳之景。”[[11]]故所谓“河汉”，可以作为黄河与汉水的并称的意思来理解。《吕氏春秋》谓：“河、汉之间为豫州”[[12]]，则将河汉径直指向了“九州”之一的豫州。而《太平广记》称三勒浆为“河汉之三勒浆”，意味着编者将河汉之间这一地区定为“三勒浆”酿造地。如此，在《国史补》未有记载的情况下，《太平广记》添补“河汉”二字的依据便成了关键。

唐人韩鄂作有《四时纂要》，可贵的记载了三勒浆的酿制方法，隐约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

        造三勒浆：诃黎勒、毗黎勒、庵摩勒，已上并和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二斗，熟调，投干净五斗瓮中，即下三勒末，搅和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帛拭去汗，候发定，即止。但密封。

   此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味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须是八月合即成，非此月不佳矣。[[13]]

三勒浆的酿法《四时纂要》所载甚详，其所用原料，酿制时间与酿造流程俱清晰明了。不过文中也并未涉及三勒浆的酿造地，更未提及“河汉”一词。还好就《四时纂要》的作者及全书的内容来说，已经隐约透漏了一些讯息。

韩鄂其人生卒不详，《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列有韩鄂与韩锷二名[[14]]。韩鄂是玄宗时宰相休之兄韩偲的四世孙，韩锷是韩休弟弟韩倩的四世孙，虽然“鄂”、“锷”二字很容易产生讹误，但是此二人同祖同辈，以年代推算，韩鄂（或韩锷）为唐末五代人是无疑的。缪启愉在《四时纂要校释》的校释说明中据韩鄂生活在渭河及黄河下游一带，且其采录的书主要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指出《四时纂要》明显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书[[15]]。三勒浆见载于《四时纂要》中，所谓的“河汉之三勒浆”也算作其体现的地域范围之内。

故而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称其“河汉之三勒浆”云云并非无中生有，“河汉”二字恰好暗合了《纂要》的地域性。至于为什么最早的《唐国史补》并未述及，恐为“三勒浆法”初传长安，尚未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家酿中产生更多的影响，只是作为皇室贵族宴会的佳饮。或是当时传入唐之三勒浆直接由波斯而来，并不是法出波斯——其酿法出自波斯，而原料就于中国。即当时入唐的第一批三勒浆为酿自波斯的成品[[16]]。当这种饮品逐渐被唐人接受并广为传播的时候，方采波斯之法在中国本土自行酿制。三勒浆的传饮，尚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于是《太平广记》谓“河汉之三勒浆”自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酿制三勒浆的原料：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一直依赖于大宗的香料进口贸易。

李肇是中唐时人，他在《国史补》的序言中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17]]。那么三勒浆传入唐土也自当在“开元至长庆”之间。与李肇同朝为官的白居易，在《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一诗中“为穆先陈醴”句下自注：“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三勒汤代酒也。”[[18]]白居易既然可以常以三勒浆（汤）代酒会饮，那么同时期的李肇当也应有过品尝三勒浆的经历。元人王恽有作《三勒浆歌》，序言道“唐代宗大历间幸太学，以三勒浆赐诸生……”[[19]]元虽去唐远矣，但联系到李肇与白居易二人所处的时代范围，王恽“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的记载当有其根据。由此，则三勒浆在代宗朝时便已传入唐都长安了。等到了韩鄂撰写《四时纂要》的唐末五代时期，三勒浆甚至在中原本土扎下根来而有了“河汉之三勒浆”的称呼。当宋人编修《太平广记》的时，便顺着《四时纂要》的思路夺去了《国史补》“阿婆清”一酒而代以“河汉”之名，形成了“河汉之三勒浆，法出波斯”这样看起来别扭的说法。

从“波斯”到“河汉”的转移，标志着三勒浆在唐土传饮的一个演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应的是其作为唐代宗宴饮太学诸生的御饮到北方农书记载的一种酿品这一变化。三勒浆在农书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其不再只是皇室贵族间尚饮的对象，而走向了更广大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这种推测还稍闲臆断的话，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三勒浆的酿造本土化而导致其受众的扩大，应是没有问题的。

芮传明先生曾言：“至于三勒浆，既然制法出自波斯，则更可能系由‘酒家胡’传入中国并进一步推广。这当是一种酒精含量很少的饮料，故可延揽更多的口味不同的顾客。”[[20]]此论恐不够确切。应当注意的是，史载三勒浆初仅流止于王侯贵族之间，由于进口原料的限制，三勒浆更多是奢侈品的象征。长安酒肆面对的顾客应该更为广泛，如果酒家胡开始出售三勒浆，也应在三勒浆盛行于世，“三果”大规模海外进口，中国北方地区开始依靠进口原料自行酿制三勒浆之后。

二、御饮舶来：三勒浆的入唐途径

        三勒浆具体的入唐途径，究竟是源出西域丝绸之路，还是道经海上丝绸之路？关于这一问题，史无明载。历史文献中关于三勒浆最早出现地点的记录便只有唐都长安（太学），而于西域南海两道毫无踪迹可觅。不过《国史补》关于三勒浆的描述至少提供了两条切入途径。其一是三勒浆由“三果”：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酿制而成。其二则是“法出波斯”说明了三勒浆传入唐朝的中介是“波斯人”。据此，在三勒浆未见记载的情况下，只要明晰了“三果”与波斯人的地域分布状况，便可以间接的勾勒出三勒浆传入唐王朝的路径。

酿制三勒浆所用的原料称为“三果”，即诃梨勒、毗梨勒与庵摩勒。三果均为印度所出产。就三果名谓而言，正如陈明先生所说：“三果得名显然来自印度文化，是根据三者的汉语意译合称而来。”[[21]]劳费尔在他的《中国伊朗编》中也指出了三果之一的诃梨勒“出产在波斯。这树本身是印度土产，其果实显然是由印度输入波斯的。”[[22]]但当时人们对于“三果”的认识并不全面，譬如唐《新修本草》已将三果纳入中药系统，对其产地的记载却是比较模糊而不准确的：

庵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

树叶细，似合欢，花黄，子似李、柰，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其中仁亦入药用。[[23]]。

毗梨勒，味苦，寒，无毒。功用与庵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

树似胡桃，子形亦似胡桃，核似诃梨勒而圆短无棱，用之同法。[[24]]

诃梨勒，味苦，温，无毒。主冷气，心腹胀满，下宿物。生交、爱州。树似木梡，花白，子形似枝子，青黄色，皮肉相着。水磨或散水服之。[[25]]

   这里的庵摩勒“生岭南交、广、爱等州”，毗梨勒“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诃梨勒“生交、爱州”反应的并不是三果的真正源地。虽然岭南的气候环境足以支持“三果”的生长，但以大陆性气候为主的西域地区与毗梨勒原产地相比却相去甚远[[26]]。《新修本草》对于三果源地的认识虽不准确，背后却透漏了三果的传播方向。

   又唐人李珣的《海药本草》云：“庵摩勒，生西国”[[27]]；“毗梨勒……生南海诸地”[[28]]；“诃梨勒……生南海诸地”[[29]]。这里仅“庵摩勒，生西国”与前引《新修本草》“庵摩勒……生岭南交、广、爱等州”略有别。若整合两书关于三果的记述，“岭南（南海）”与“西域（西国）”其实表明了三果同时出现在了海上与陆路丝绸之路之上。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也谈到了这种情况：“746年（天宝五载），一个来自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和罽宾的联合使团向唐朝宫廷贡献了一批贵重的物品，其中有一种礼物是庵摩勒。但是这种水果更常见的来源，通常是南方海路，特别是通过波斯舶进口的。”[[30]]而突骑施、石国、米国与罽宾都是西域国名。

李珣《海药本草》中提到了诃梨勒曾为波斯商人用来防病甚至通行船舶的作用：“按波斯将诃梨勒、大腹等，舶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不通舡也，遂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31]]可见南海一道之海外贸易中波斯商人与诃梨勒的进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的海外贸易曾一度为波斯商人所控制，诃梨勒是波斯输入唐朝诸多香料的一种，在由海上运往中土的过程中，波斯商人发现了诃梨勒可以洗水中大鱼涎滑的功用。又《唐大和尚东征传》：“备办海粮……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32]]。鉴真东渡尚能准备到如诃梨勒等，实得益于海上贸易的繁盛。

诃梨勒经由海路入唐，有一部分在广州本土生根发芽，遂生成中土诃梨勒之新树。《证类本草》转引唐元和进士孟琯《岭南异物志》记载了广州所生的“诃梨勒”植株：

（诃梨勒）《岭南异物志》云：广州法性寺佛殿前有四五十株，子极小而味不濇，皆是六路，每岁州贡，只以此寺者。寺前有古井，木根醮水，水味不咸。每子熟时，有佳客至，则院僧煎汤以延之。其法用新摘诃子五枚，甘草一寸，皆碎破，汲木下井水同煎，色若新茶。今其寺谓之乾明，旧木犹有六七株，古井亦在。南海风俗尚贵此汤，然煎之不必尽如昔时之法也。[[33]]

法性寺的诃梨勒树并不是个案，《唐大和尚东征传》又云广州大云寺“有诃梨勒树二株，子如大枣。”[[34]]这无疑是诃梨勒在广州得以生长的又一佐证。故而《证类本草》引《图经》：“诃梨勒生交、爱州，今岭南皆有而广州最盛”[[35]]，说明了诃梨勒入唐后确实就地扎根得以生长起来。孟琯为元和进士，于文宗大和九年因罗立言事被贬为硖州长史，不久又被贬为梧州司户参军。[[36]]《岭南异物志》为孟琯贬至梧州所作。广州法性寺前的诃梨勒由原来的四五十株变为孟琯当时所记之六七株，或为诃梨勒的植株并不完全适合广州气候环境的缘故，其总归是他乡之客。诃梨勒由海上入唐后的情况大抵如此，毗梨勒与庵摩勒当与之相差无几。

西域丝绸之路要道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也出现了三果的记载。日人池田温先生整理研究的《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列有诸多外来药品，三果也在其内。现择录如下：

    大谷3061号物价文书：庵摩勒一两上直钱贰拾叁文 次贰拾文 下 文[[37]]

  大谷7639号物价文书：诃梨勒一颗 上直钱贰文伍分 次二文 下壹文伍

分[[38]]

所谓市估，是地方市司定期呈送官府的市场物价记录。作为中西交通要地的吐鲁番地区赫然出现酿造三勒浆的原料——诃梨勒与庵摩勒，并且在官府的“市估”行为中被区分为上、次、下三种品质，西域一道三果贸易可见其概。

既然吐鲁番文书中出现了诃梨勒与庵摩勒的“市估案”，那么自然证明了陆路丝绸之路三果贸易的存在。不过西域的大陆性气候并不适宜三果的生长，所以三果并没有像其在岭南地区那样落地生根，至少三果的植株并未见载于西域诸史料之中。医药诸典籍所说的“出西域”只是说明了三果的传播路径，与三果实际的生长地并无关涉。

如上，在三果同见于“西域”与“南海”两道的情况下，只能试图从“三勒浆”的传播者“波斯人”来探求三勒浆的传播途径了。而三勒浆入唐之前粟特人基本控制了陆路丝绸之路并成为其上的贸易承担者[[39]]，波斯商人则主要活动在海路丝绸之路上，前引《海药本草》中关于波斯商人用诃梨勒“舶上用防不虞”的记载便是一证。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波斯人虽然有陆路与海陆两种入唐途径，不过从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萨珊波斯的商人就很难插足其间，来争夺中亚和中国本土的商业利益了。所以经由陆路来

，波斯商人则主要从海路而来[[40]]。

如是三勒浆缘由西域还是海上而来便成了波斯“使者”与“商人”的问题。

施萍亭先生曾据敦煌研究院藏卷的一酒帐中“廿一日支纳呵梨勒胡酒壹瓮”的记载推测这一交纳诃梨勒的胡人可能是波斯商人[[41]]。陈明则在这个推测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可以想象，既然敦煌的波斯商人贩卖可用来造三勒浆原料之一的诃梨勒，那么三勒浆(或者制法)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也不是不可能的。”[[42]]且不说这一酒帐的年代已至归义军时期，前距三勒浆的传入的时间下限(代宗朝)已甚远，本不足说明三勒浆的初传问题。陈明关于三勒浆源于西域丝绸之路的推测也不过只是立诸于施萍亭的“可能”之上。

郑炳林先生在《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中谓“三勒浆酒是波斯向中国朝贡的药酒，饮之立觉开胃，气爽神清。”[[43]]若实如此，三勒浆若作为波斯进贡之物，自然不必考虑波斯商人在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处境了。可是作为饮品的“三勒浆”跻身贡品方物之列未免有些另类。，加之以三勒浆”风行一时的情况，其不该于史籍中无迹可寻。可当李肇编纂《国史补》时仍然语焉不详，仅仅云“法出波斯”而已，并没有明说其来自朝贡。揣摩其文意，“法出波斯”甚至更容易理解为一种民间由来的意味。

此外，敦煌文书P.2863《李吉子等施入疏》：“诃梨勒一课，充乳药。”[[44]]P.3353《年代不明舍施疏》：“诃黎勒两课，充俟那。”[[45]]以及S.2575《己丑年（公元九二九年）五月廿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纳色目牓》中“诃梨勒两颗”[[46]]等虽在时代上不明或者是已远至归义军时期，但其中的“一课”、“两课”及“两颗”等用词颇能说明西域丝绸之路上三果的珍贵程度。三果既然如此希贵，用来酿酒作浆恐也不大可能。如是，在粟特商人控制陆路丝绸之路且其上三果较为稀少的情况下，本文更倾向于三勒浆来自波斯商人活跃的海路之上。

有趣的是雍正《广东通志》卷52“波斯有三勒酒”的记载，其文末注：“《外国名酒记》。广东番舶载酒贸易，故载之。”[[47]]乍看起来这条资料似乎是为三勒浆“舶载”而来找到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可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清雍正朝去唐已久，在前史无载的情况下，“广东番舶载酒贸易”之语当仔细斟酌。按此注是《广东通志》编者所下，《外国名酒记》标识了上文“波斯有三勒浆”的出处，而“广东番舶载酒贸易”说明的是《广东通志》编者所处时代的状况。即《外国名酒记》与“广东番舶载酒贸易”的时代是分离的，编者因为身处时代“广东番舶载酒贸易”的盛况，便将《外国名酒记》中所列历史上的外国名酒系于《广东通志》之下。如果非要因此将三勒浆与番舶扯上关系，也只能说是撰者一厢情愿的认为三勒浆是番人舶载而来。

三、文本误读：陀得花制造的三勒浆

除了唐代由“三果”酿造的三勒浆外，后世还流传有一种名为“陀得花”的三勒浆，而这种三勒浆多出现于医药典籍之中。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有记：

   陀得花，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国。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今附。[[48]]

“今附”实说明了《证类本草》这条关于陀得花的记述源自更早的《开宝本草》。这里出现的由陀得花酿造的三勒浆与三果酿造成的三勒浆同名，那么它们是同为一物，还是迥然有别的饮品呢？

    明人顾起元编纂《说略》遇到这两种“三勒浆”时，由于无法做出判断，只好将它们别而述之：

   番僧来陀花造酒，名曰三勒浆，一名打辣酥。[[49]]

   唐名酒有……河汉之三勒浆。[[50]]

   外夷之酒……波斯有三勒浆酒。[[51]]

“三勒浆”一名于此书三见，虽在同一条目之下，但并不是共集一处。这三处关于“三勒浆”的描述分属于不同的段落，显然作者并没有多少把握把它们视为一物。“河汉之三勒浆”与“波斯有三勒浆”的差别很好解释，其分明是受到了类书《太平广记》影响，所以在本属“外夷”：波斯的三勒浆外，又条列了唐“河汉之三勒浆”。

相较于《证类本草》，《说略》似乎提供了更多关于陀得花（来陀花）的信息：“来陀花”一名“打辣酥”，而年代稍早于顾起元的田艺蘅在其著述《留青日札》中记载了与《说略》相似的内容：

   三勒浆，胡人采陀得花造酒名之。哈剌基，又名荅剌古，元人酒，见《草木子》，即打辣酥。[[52]]

据此，则《留青日札》的相关记载应更加完善。荅剌古的“古”当是由“吉”字讹误而来的，乌焉为马，实不足为怪。故所谓打辣酥，应是元人酒——哈剌基（荅剌吉）的别名，而与陀得花毫无关系。陈明以打辣酥是蒙古语darasu、darasun（酒、黄酒）的音译而判定《说略》中来陀花（陀得花）“一名打辣酥”显然有误[[53]]，可谓旳论。《说略》中陀得花与打辣酥之间哈剌基的缺漏实在是顾起元编纂之失，以至于造成了陀得花便为打辣酥的谬误。看来除了四库馆臣说的“其史别、典述诸门，尤为有益于考证”[[54]]之外，对待《说略》中的其他内容我们应保持相当的慎重。

如果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再来看《说略》中这段“三勒浆”的记述，“来陀花”之名便显得有些异样了。《证类本草》与《留青日札》皆称“陀得花”，唯《说略》云“来陀花”，虽然“陀得花”与“来陀花”仅一字之差，可是“得”与“来”在“陀花”二字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很难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物的不同译音。《证类本草》载陀得花为“胡人将来”，此“胡人”与《说略》之“番僧”实为一事[[55]]。恐怕《说略》的本意为“番僧将来陀得花造酒”，而在抄辑之中夺取了“将”与“得”二字，讹为“番僧来陀花造酒”而不成文句。

如是，则“陀得花”可简称为“陀花”。明人赵宦光、黄习远重新编定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录有晚唐郑畋的《禁直和人饮酒》一诗，诗云：“卉醴陀花物外香，清浓标格胜椒浆。”[[56]]不过郑畋所说的“陀花”恐并不是指“陀得花”而言，而指的是“曼陀罗花”。关于“卉醴”，宋人叶廷珪编纂的《海录碎事》中亦节录此诗，并注：“《仙经》呼蜜为卉醴。”[[57]]既然郑畋将“卉醴”与“陀花”并举，那么“陀花”当与道教之“卉醴”同拥有着宗教属性。

中有“曼陀罗花”，如《妙法莲华经》：

   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结加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58]]

曼陀罗花是佛祖说法时天雨之花的一种，自然在中有着特殊地位。郑畋将中的“陀花”与《仙经》中的“卉醴”同置一处，便是为了印证其后的“物外”之义。物外即超越世间事物的意思，而无论是道教还是都拥有着这种超越性质。“物外”一词见于道教与典籍之中，如《南华真经注疏》云公子牟:“体道清高，超然物外，识孙龙之浅辩，鉴庄子之深言……”[[59]]又《楞伽师资记》谓神秀禅师：“迹远俗尘，神游物外。契无相之妙理，化有结之迷途……”[[60]]则“物外”与释道两教有着深切关联。

“卉醴”与“陀花”同为“物外”之物，当然其“香”亦为物外之香。郑畋以“卉醴”、“陀花”之香来比拟所饮美酒之香，正是借用了它们在宗教中的“物外”之性。在《法华经》中，曼陀罗花香被纳为天上诸天之香[[61]]。而关于“天花”[[62]]之香，则有唐诗：“寒竹影侵行道石，天花香散诵经台”[[63]]为证。又《陈氏香谱》记载了一种“滁州公库天花香”：“玄参四两，甘松二两，檀香一两，麝香半钱。右除麝香别研外，余三味细剉如米粒，许白蜜六两拌匀，贮甆罐内久窨乃佳。”[[64]]这种名为“天花香”的香在采用诸多香料的同时亦用到了白蜜。可见郑畋“卉醴陀花”（蜜与天花）对举想亦其来有自。此外《陈氏香谱》也收录了中的曼陀罗花香[[65]]。

郑畋此诗题名虽在《万首唐人绝句》中作《禁直和人饮酒》，但在《海录碎事》中却注为《三勒浆》诗[[66]]。然而郑畋此诗并未提及过三勒浆，他虽在诗中毫不吝啬词汇来形容所饮酒之香美，也并不见得其酒便为三勒浆。《万首唐人绝句》属于诗文总集，收入此诗为全文录入；而《海录碎事》作为类书只是节录了该绝句的首联，有如叶廷珪自序所云“摘裂章句，破碎大道”[[67]]。相较之下，《万首唐人绝句》似更保持了原始诗文的完整性。此外，郑畋又有他诗作《禁直寄崔员外》[[68]]。鉴于这种情形，此诗名“禁直和人饮酒”比“三勒浆”更合乎情理一些。不过，郑畋生活的年代正是三勒浆风靡之时，有人据郑畋对于酒香的夸张描述而联想到风味独特的“三勒浆”也不足为奇。

这篇误题作《三勒浆》的诗歌，对世人理解陀得花产生了深远影响。郑畋诗中“陀花”本指“曼陀罗花”，但“陀得花”有时也会被人简称为“陀花”。在这种情况下，本是误题在陀花（曼陀罗花）诗句上的三勒浆便与另外一种陀花（陀得花）发生了联系，以至题在曼陀罗花身上的三勒浆从而转移到了陀得花身上。

如果我们折返回来再看《开宝本草》的记载，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在“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一句中，“胡人”作为主语两见未免稍嫌繁复。若将“胡人将来”分离出来而归为上句成“陀得花，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国，胡人将来”便通顺多了，此句旨在介绍陀得花的药性，用法，产地，“胡人将来”则补充了它的来源。接着的“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是另起之句，而此句的源流正是郑畋之“三勒浆诗”，如是便产生了陀花可酿三勒浆的错误认识。本来关于陀得花，当《开宝本草》叙及到“胡人将来”时已经结束，恐怕《开宝本草》的作者又曾览读过郑畋的《三勒浆诗》[[69]]，于是更添了“胡人采此花以酿酒……”的内容。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胡人将来”与“胡人采此花以酿酒”两句之间才显现出了其弥合之感。

“陀得花”与“三勒浆”的关系在《证类本草》中被固定下来，并为后世的医药典籍所继承，伴随着三勒浆在历史长河中的消逝，人们已无法分清楚陀得花与三勒浆到底是何种关系，这种错误的认识也就延续了下来，并未后人编纂类书时所采用。故而明人顾起元编纂《说略》之时，遇到这种传承于医药典籍之中而独立于“三果”酿造的三勒浆，在无法做出甄别的情况下，只好将它们分别记录下来。

四、结论

三勒浆法本出印度，经由波斯商人道海上丝绸之路携入唐土。大概在代宗朝时，三勒浆传入唐都长安，不过由于酿制原料“三果”的稀缺，其只是饮止于皇室贵族之间而已。伴随着唐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与三果进口规模的扩大，到了晚唐五代之时，造三勒浆已经成为了当时北方的农事活动之一，三勒浆从庙堂之上走下，有了更广阔的受众人群。

五代至宋，虽然三勒浆与其酿法仍然在历史典籍中传继着，但三勒浆已经不复酿制。元人许国祯“以庵摩、诃、毗梨三者酿而成浆”[[70]]，使消失已久的三勒浆得以重现世间，而在此之后，三勒浆虽然仍为书籍所载不至于完全泯灭，但其作为真正的实物饮品却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当世人已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三勒浆时，传承于书本中的三勒浆知识也产生了混乱。首先是“波斯”与“河汉”的纠葛，自从《太平广记》有了“河汉之三勒浆，其法出波斯”的记载后，后人在并不了解从“波斯”至“河汉”的演变过程下，对于三勒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一种是沿袭《太平广记》的说法，像《说略》一般将三勒浆分属“波斯”与“河汉”并举。如清陈元龙编《格致镜原》在“酒”之名类述有“《国史补》酒名……河汉之三勒浆”的情况下，又于“浆”下云“唐《国史补》：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71]]另一种是放弃《太平广记》的说法，回归到《国史补》的记录，仅言“波斯”。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将三勒浆从唐名酒中剔除，只于外国名酒间著“波斯有三勒浆酒”[[72]]。

其次是陀得花可以酿造三勒浆的错误认知。晚唐诗人郑畋的“三勒浆”诗中出现了“陀花”，由于对陀花出现了错误的解读，《开宝本草》的编纂者便据此在新附的药物“陀得花”下添加了陀得花可以酿成三勒浆的内容。这种知识随后在医药典籍中被承袭下来，并影响了类书的编纂。张伟然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曾谈到：“读史料时一定要警惕其中有无各种陷阱。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人文化的国家，古人为文、著书，不仅讲究达意，更追求文辞优美、空灵，有时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表达的准确性、写实性。”[[73]]“陀花”的误读虽然谈不上是诗作者在故布疑阵，但其造成的后果也与所谓的陷阱庶几近之了。

如果我们再把视焦投放在陀得花身上，会发现医药典籍中传袭的陀得花知识一直在延续着《开宝本草》的内容，其本身并未构成任何药方而有所施用[[74]]。正如陈明所说：“陀得花实际上在当时仅存一个名目，已无实际的应用。”[[75]]如此，名目下的陀得花纠缠着名目下的三勒浆，也无怪后人根本无法再去验证陀得花可造三勒浆的真假了。

 

 （因格式问题，本文略有调整，引用请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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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2—87页。

    [[2]] 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4—23页。

    [[3]] （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太白集校注》卷六《少年行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36页。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8页。

    [[5]] 傅乐成：《唐人的生活》，见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129页。

 [[6]]（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酒名著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60

页。

    [[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三三“酒名”，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1785页。

    [[8]]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三三“酒名”，第1785页。

    [[9]] 李昉等：《太平广记》，“点校说明”，第2页。

    [[10]]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一《齐物论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6页。

    [[11]] （南朝梁）江淹撰，（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卷九《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3页。

    [[12]]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有始览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8页。

    [[13]] （唐）韩鄂撰，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秋令卷之四•八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1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2页，第2871页。

    [[15]] （五代）韩鄂撰，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校释前言”，第3页。

    [[16]] 《国史补》云“法出波斯”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三勒浆之实物直接传入中国，二是三勒浆酿法通过口述、文字传入。无论是哪一种，都可称为“法出波斯”。

    [[17]]（唐）李肇：《唐国史补》，“《唐国史补》序”，第3页。

    [[18]]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

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6页。

    [[19]] （元）王恽：《秋涧集》卷六《三勒浆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9册，第70页。

    [[20]] 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第163页。

    [[21]] 陈明通过汉译的《孔雀王咒经》与《梵文孔雀明王经》对比，指出三果对应的词语为triphālī；通过唐代利言的《梵语杂名》找出了诃梨勒、毗梨勒与庵摩勒的对应梵语为harītakī、vibhītaka、āmalaka。至于“三勒”之“勒”则是吐火罗方言中这三种水果各自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陈明先生以为三勒与吐火罗B方言（龟兹语）有关，“勒”的对应音节可能是rāk、lāk、phāl，而汉语三勒可能是来自受吐火罗语影响的波斯语，三果各自的波斯语词为halīla、balīla、amola，三果有相同的结尾音节la。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第7—8页。

    [[22]] [美]BertholdLaufer，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Chicago：FieldMuseum Natural History，1919，p．378.．此据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03页。

    [[23]] （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339页。

    [[24]]（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第339页。

    [[25]]（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第358页。

    [[26]] 西域虽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新修本草》谈及毗梨勒的源地时将西域与岭南交、爱等州对举，此处西域的范围不应过大，当指的是狭义的西域。

    [[27]] （唐）李珣撰，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28]]（唐）李珣撰，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第57页。

    [[29]]（唐）李珣撰，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第63页。

    [[30]]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31]]（唐）李珣撰，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第63页。

    [[32]]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48页。

    [[33]]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卷一四“诃梨勒”，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342页。

    [[34]]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3页。

    [[35]]（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一四“诃梨勒”，第342页。

    [[36]]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七〇七《令长部·黜责》，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8154页。

    [[37]]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3页。

    [[38]][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14页。

    [[39]] 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63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110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41页。

    [[40]]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1—64页；后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69页。

    [[41]] 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

    [[42]] 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第22页。

    [[43]] 郑炳林、高伟：《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73页。

    [[4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80页。

    [[45]]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07页。

    [[46]]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45页。

    [[47]] （清）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五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22册，第414页。

    [[48]]（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九“陀得花”，第240页。

    [[49]] （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270册，第787页。

    [[50]]（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五，第787页。

    [[51]]（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五，第788页。

    [[52]]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四“酒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803页。

    [[53]] 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第9页。

    [[5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5页。

    [[55]] 前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略》中的“番僧”，民国金陵丛书本作“胡僧”，（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五，民国金陵丛书本，叶二背。类似内容《本草纲目》作“胡人”，（明）李时珍撰，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卷二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963页；《普济方》亦作“胡人”（明）朱橚等：《普济方》卷四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67册，第543页；《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作“蕃人”，（清）王灏等：《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九九“陀得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53册，第632页。

    [[56]] （明）赵宦光、黄习远编定，刘卓英校点：《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七《禁直和人饮酒》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919页。

    [[57]] （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六“醯盐门（糖蜜附）”，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3页。

    [[58]]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册九，No.262，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2页中。

    [[59]]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卷六《秋水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46页。

    [[60]] （唐）净觉集：《楞伽师资记》，大正新修：《大藏经》册八五，No.2837，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1290页中。

    [[61]]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册九，No.262，第48页中。

    [[62]] 曼陀罗花是“天花”中的一种。关于天花，可参看刘亚丁：《“天花”源流考释》，《中国俗文化研究》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76—183页。     

    [[63]]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九〇《题东兰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765页。

    [[64]] （宋）陈敬：《陈氏香谱》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50册，第305页。

    [[65]]（宋）陈敬：《陈氏香谱》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50册，第262页。

    [[66]]（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六“醯盐门（糖蜜附）”，第243页。

    [[67]]（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叶廷珪序”，第1页。

    [[68]] 赵宦光、黄习远编定，刘卓英校点：《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七《禁直寄崔员外》，第917页。

    [[69]] 虽然《开宝本草》的成书时间早于《海录碎事》，但《海录碎事》是叶廷珪抄写他书资料类而成之的，而可能在“他书”中，“禁直和人饮酒”已作“三勒浆”诗了。《开宝本草》作者读到的郑畋“三勒浆”诗，便来自这种更为原始的资料。

    [[70]]（元）王恽：《秋涧集》卷六《三勒浆歌》，第70页。

    [[71]]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37册，第314页，第318页。

    [[72]]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89册，第691页。

    [[73]]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3页。

    [[74]] 如《本草纲目》便将“陀得花”归入“有名未用”一类中。李时珍撰，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卷二一，第963页。

    [[75]] 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