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书法|典藏·杨建虎/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研究

2022-01-03 11:59:49

…………………………………………………………

国内统一刊号CN41-1206/J

主编：谭振飞

副主编：王客龙友

原载《东方艺术-书法》2017.8下半月

独家授权发布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次完整正式出版，刊于《东方艺术·书法》2017.8下半月

典藏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研究

杨建虎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①学术的预流，需具备新方法，或有新材料。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书作为一种新材料，其学术研究则成为这个时代学者的新潮流。自20世纪初，随着敦煌遗书不断的被世人所知，围绕敦煌遗书，逐渐兴起“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是对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书学作一些理论方面的探讨。

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900年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今第十七号窟），编号为北0690，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早期大乘的重要经典，简称《》。

一、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背景

由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发展、融合，到唐朝逐渐由异域化转变为中国化，进入鼎盛时期。唐代帝王多崇佛敬僧，弘法利生，并推恩孝之道。高祖、太宗、高宗基本上执行既定的“先老次孔末后释，凡有功德佥向释”，按道教、儒教、的序列排序。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自幼笃信，笄年受戒，又出身名门，其父亲为开国元勋，为李渊所恩宠，这些为武则天崇佛和发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武则天利用经典《大云经》的“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等经文附会女身称帝，于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改李唐王朝为周。此后武氏改变了老、孔、释的位置关系，将置于道教之上，利用维护其统治，但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主张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与儒家提倡的忠孝产生了矛盾。与儒教的矛盾在多方的争辩下未果，后武则天和唐高宗召集千官详议，使逐渐中国化，发展为僧道可跪拜父母、不拜君王的礼仪，这样就在传统的“不拜”与儒教的“忠孝”之间寻求了一个平衡点，所以忠孝、与武则天称帝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武则天非常重视的教化力量和儒教的忠孝观念，将其作为维护皇权的一种手段，尽力为世人树立自己的忠孝形象。在忠君方面，唐高宗染疾时，武则天竭力侍奉夫君，协助其处理朝政达23年之久，掌握着天下大权，史称“二圣”。在孝道方面，武则天尤其重视父母的丧葬礼仪，尤其对其母亲杨氏追福活动更显隆重。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武氏一方面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过世，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妇女的地位，她为母亲按照王礼建成顺陵，葬在咸阳塬上为其造佛像追福，请少林寺僧为其父母做功德，并且下诏在长安太原寺庙抄写《》、《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经过群书手三校和高僧详阅，并将校订的标准经文颁赐天下州郡大寺，其抄写时间起自咸亨二年（671），止于仪凤二年（677）②。《》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则《》总数为3000卷，《妙法莲华经》总数为21000卷，现存《妙法莲华经》34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0卷③。公元676年，改元仪凤，直至高宗驾崩，武则天全面掌控朝政。时值武后之母逝世的第二个“服三”，皇室敕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本文研究的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便是武则天为其母杨氏追福的其中一卷。这一萃聚了当时名书手、详阅者、装潢人等的宫廷写经，与其说是盛世下的宫廷写本，毋宁说是树立忠孝形象和维护皇权权威性的产物。

二、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译本

《》是大乘宣扬般若理论的经典。它在思想上宣扬“无相”，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应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即不论处于何境，心不能执着世俗物质，才能随时任运自在，才有可能领悟佛理禅意。

《》的译本经六位高僧翻译，共九个译本，由于部分译本失传或者不完整，目前传世的汉文译本完整的共有六种，分别由六位高僧翻译的。译本为：1、后秦鸠摩罗什译本（简称罗什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弘始四年（401)，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先后迎请和护持鸠摩罗什译于长安，为流传最广的译本；2、元魏菩提流支译本（简称流支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永平二年（509)，北魏宣武帝礼请和护持菩提流支菩提流支译于洛阳。该译本比罗什本字数多；3、梁陈真谛译本（简称真谛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天嘉三年（562) ，南梁武帝与南陈梁安太守迎请和护持真谛于译于梁安郡；4、隋笈多译本（简称笈多本），全称《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礼请和护持笈多于译于洛阳，该译本是中文与梵文对应着翻译，安装原梵文排列，所以又称为“直译本”；5、唐玄奘译本（简称玄奘本），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龙朔三年（663)，唐太宗礼请和护持玄奘译翻译出此本； 6、唐义净译本（简称义净本），全称《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安三年（703)。唐武则天迎请和护持义净翻译出此本。

从译本的内容来看，基本大同小异，但偈言也有不同者，如：

(1)罗什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2) 流支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3)真谛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

(4)笈多本：若我色见，若我声求，邪解脱行，不我见彼人。

(5)玄奘本：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

(6) 义净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

我们翻检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作“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见图一）其与真谛本、笈多本、玄奘本、义净本皆不同。罗什本与流支本为同一偈言，又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偈言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见图二）与罗什本同，而流支本作“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 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故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鸠摩罗什译本。此译本的流行既与其所宣扬的义理相关，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其文简洁明快，义理贯通，故在敦煌地区广为流布。

图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

图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言

三、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用纸

1、写经用纸的材料

关于“纸”的记载，虽然在西汉就有了，但是自战国到西汉普遍流行以绢本作画，主要是由于当时流行的麻纸由于质地粗疏且尺寸较小，不适合表达特殊的艺术效果。晋六朝还是以麻纸为主，但是纸质已经洁白坚韧，适合书写及绘画。到了隋唐，纸张的质量和加工技术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代，尤其宫廷及内府的用纸，质量要求极高。

该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唐代宫廷写经。这种纸张的加工工艺极其考究，先将麻纸用含有黄色色素的黄檗来浸染，这样纸张就由白麻纸变为黄麻纸，所以该纸又名“染潢纸”。其间黄檗树皮主要含有小檗碱，具有杀虫防蛀之功效，从而能延长纸张的寿命。麻纸未加工时为生纸，由于纸面毛细孔较粗，纸质不够紧致，容易出现洇墨现象，所以要经过施胶，主要是将淀粉剂或者动物胶涂于麻纸表面或者参入纸浆的方式，使麻纸由生变熟。这样处理完的纸张，纸质紧致，不易洇墨。之后还要把纸放于热熨斗上，并于其表面均匀地涂一层黄蜡，这种工艺纸名曰“硬黄”，主要流行于唐代。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载：“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蠹。”又载：“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④最后要在纸面上用粗布或石块等予以砑光，这样，既可以明显增加纸张的精密度、平滑度，又不易透光。这种由麻纸经过染色、施胶、涂蜡、砑光后制成的硬黄纸，质地硬密光亮、莹澈透明，从而易于表现写经细腻的笔致。

2、写经用纸的尺寸与数量

随着抄写内容增多，写经用纸在长宽幅度上，东晋、隋唐不断地增大。前期写经用纸主要有两种尺寸。两晋的小纸尺寸为：高23.5—24厘米、宽40.7—44.5厘米；大纸尺寸为：高26—27厘米、宽42—52厘米。南北朝的小纸尺寸为高24—24.5厘米、宽36.3—55厘米；大纸尺寸为：高25.5—26.5厘米、宽54.7—55厘米。⑤隋唐代用纸主要有三种尺寸：高分别为： 25—26厘米、27—29厘米、30—31厘米，宽一般为36—55厘米。宽一般都在36—55厘米。⑥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用纸张为唐代的较小的纸张，尺寸为高25.7厘米、宽47厘米。天头空0.9厘米，地脚留2.3厘米。划乌丝栏，该栏均匀细密，首尾如一，应该为金属锡一类矿物所划。栏高22.5厘米，每字约1厘米见方，每行抄17字，栏宽1.5厘米，每纸31行。这种规定行数和每行的字数，方便写完以后校勘，也容易计算出一部经卷的字数和用纸量。每纸书写完成后，装潢手按顺序粘贴起来，再用轴杆把它卷起来，形成一个以“卷”为单位的经卷。该卷全文本应为5189字，用纸12张。现卷首有残损，脱去两纸多，存438.4厘米，余4500字。

唐代写经用纸，因其加工过程繁复，又抄经的用纸量较大，仅按武后为母亲追福缮写三千卷《》来算，就需要用纸36000张，故官方抄经用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僧人根据所写经卷来计算用纸量，然后一次性领取完毕，如遇抄错则要在纸张管理者处兑换新纸，换取的纸张数亦须登记在册，遇到私吞纸张的情况还要受到惩罚。

四、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题记

题记是该敦煌遗书的各项内容标识。包括了标题、写经人、装潢人、校勘人、纸张数量等，对于研究该敦煌遗书的性质及其功用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1、首题残缺，尾题完整。

敦煌遗书为卷轴装，是按顺序一张一张的抄写，等全部抄完后，再把写经纸张整齐划一的按顺序粘起来，加上护首和拖尾。纸寿千年，加之经卷常常打开，卷首容易脱落及残损。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残损八百多字，缺“首题”，由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单卷装，大部分“首题”与“尾题”一样，所以“首题”也应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单卷也有“首题”与“尾题”不一样者，如S.544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把“序品”也写出来了（图三）。再有一帙十卷者，则“尾题”为“首题”之简称，称呼该经卷时，一般使用全称。

图三：S.544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题

S.544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

2、题记的内容

题记一般书写该经卷的书手、装潢、校勘者等，往往详略不一。简单者，或者只写书写者姓名，如北图28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慈音书记”；或者只记用纸数量，如上图812545号《佛说首愣严三昧经上卷》末题“用纸十九张半”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作为宫廷写经，则经过了严格的“三校四审”。兹录题记（图四）如下：

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手刘弘珪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集

初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再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三校秘书省书手萧元信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

图四：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题记

唐代的书写官署是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机构，人员主要有书写人员、装潢人员、编校人员、主持人员等构成。

书手，又名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指唐代官署的专职书手，品阶多在九品以下。书手均调拨自门下省、秘书省、左春坊、弘文馆，或来源于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等。唐代是楷书发展的高峰时期，书判取仕成为书法繁盛的重要因素，设立的书学为朝廷培养了一批书家官员，故缮写人“刘弘珪”当为唐代为皇室担任抄写工作的小吏。

装潢手，又名装潢匠、装潢经手。唐代专门从事装潢工作的匠人。《旧唐书·秘书省》：“楷书手八十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⑦记载了唐代的名装潢手有十人。值得一提的是，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保留下来的四十余件宫廷写本中，除了s.5319《妙法莲华经第三》的装潢手为“王恭”之外，其余都为“解集”或“解善集”，如S.4168《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的题记（图五）。“解集”、“解善集”当为一人，“解集”为“解善集”之省称，可见解集为当时之名装潢手。

图五：S.4168《妙法莲华经卷第三》题记

三校，分为初校、再校、三校。校对者有三种方式：一、大部分由书手先自校，然后再由僧人校勘，如s.84《妙法莲华经第五》：“初校经生郭徳，再校西明寺僧法显，三校西明寺僧普定。”二、校勘全为书手自校，如本卷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三、校勘全为僧人，如s.2573《妙法莲华经卷二》：“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详阅，是为了保证经书抄写准确性的程序，经卷经过三校以后，由熟悉的高僧负责审查批阅。本卷详阅者一共有四人，分别为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其中除了慧立以外，均是玄奘法师的弟子，这些高僧参与了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宫廷写本的大部分详阅。宫廷写本中，s.5319《妙法莲花经卷第三》是个特例，此卷详阅者分别为：詳阅大德灵辩、詳阅大德嘉尚、詳阅大德玄则、詳阅大德持世、詳阅大德薄尘、詳阅大德德愻。尾题没有三校，直接为六遍详阅。

判官、使，主要负责统筹和监护宫廷写经事宜。《唐六典》卷二载：“凡别敕差使，事务繁剧要重者，给判官二人，每判官并使及副使各给典二人。非繁剧者，判官一人，典二人，使及副使各给典一人。”⑧皇帝差遣的写经使为总领，判官为写经使的副手，典为胥吏。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的四十余件宫廷写经中，“使”有虞昶（s.5319《妙法莲华经第三》）、阎玄道（北0690《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俩人担任，大部分为虞昶担任，只有两卷为阎玄道担任。“判官”有向义感（s.3079《妙法莲华经第四》）、李德（s.2573《妙法莲华经第二》）俩人担任。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判官”为李善德、“使”为阎玄道。“李德”为“李善德”之省称，在传世的四十余件宫廷写经中，多署“李德”，署“李善德”的经卷只有三卷。写经使阎玄道，或为阎立德第三子，阎立本之侄。⑨阎玄道，名泰，字玄道，以字行，河南洛阳人，生于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卒于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

宫廷写经文书与一般文书有不尽相同的程式，了解和认清写本文献的特点和程式，掌握写本的文书学，是校理写本文献的最基础环节。我们通过对仪凤元年《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译本、用纸、题记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述，阐明了宫廷写本的用纸、书手、以及校勘、详阅、，是唐代写经研究乃至相应时代历史及文献研究的基础。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笫266页，

②（日）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211—231页。

③同注②

④明陶宗仪：《说郛卷十二》，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⑤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⑥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⑦（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265页。

⑧（唐）李林甫等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 294页。

⑨（日）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塚本博士颂寿记念史学论集》，京都：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会，1961年版，第647—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