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简讯(13-16)-北京物流信息联盟

分论坛十三：英文论坛1

2017年9月23日下午，第十七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十三“英文论坛1”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601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张红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万千、暨南大学张华、厦门大学倪骁然、上海财经大学殷华、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张红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万千老师报告的题目为“The Effect of Expan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Evidence from China”。万千老师首先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写这篇文章的动机，然后从三个方面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教育的代际流动作为研究的方向。万千老师接下来说明了较高的教育扩张问题，然后作出如下猜想：教育代际转换上的教育扩张效应可能是非线性的。万老师接下来介绍了MMI（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和EMI（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两个理论。然后进行了说明：（1）调查教育代际流动性上高教育扩张的效应。（2）解释那些混合的发现。他们得出如下发现：（1）通过多年的教育测量ITE（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HEE（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减少ITE，ITE与大学录取率呈现倒U关系，高等教育供应程度直接表现为MMI。（2）然而当他们用大学入学考试（CEE）评估ITE时，实验结果表明，HEE不显着变化ITE和ITE似乎与大学录取率无关，与EMI一致。（3）内部机制表明，家庭教育背景与高中的类型呈正相关关系，高中阶段的高中阶层边缘效应由HEE下降，HEE不明显地改变了高中阶段的边际效应在高考中的得分。（4）最后，他们发现性别、户籍类型和中等教育类别的影响的异质性。接下来万千老师阐述了这篇文章做出的主要贡献：（1）第一次研究了教育代际转换的高的教育扩张效应。（2）通过测量多年的学校教育我们发现了教育代际流动上的综合的高教育扩张效应。（3）调查了教育代际转换上的高的教育扩张效应的内部机制，并找出了高等教育不平等的起源。

暨南大学的张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Secto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China--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Chinese Patent Data”。首先张华老师从引言说起：A.列举了一些文献说明新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在经济学界上是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地区现有的相关能力决定了新技术和行业的发展，产业之间的技术关系促进了知识从现有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B. Hausmann等人提出产品空间研究框架，开展现有产品与新兴产品连接机制的系统分析。然后张老师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A. 以前的研究使用产出或出口数据来研究这个话题，只有少数研究集中在技术方面。B. 以前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上。基于专利数据的相关研究较少讨论。C. 以前的研究集中在地方能力的影响上，他们似乎将区域视为独立实体。从以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张老师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进一步研究新产业在产品空间框架下的发展，重点关注技术方面。主要发现包括：A.新技术型部门的出现取决于省内的技术结构。B.除了省级密度的影响外，邻近省份的技术密度对新兴技术型产业的出现有溢出效应。 C.不相邻省份的技术结构对新技术的演变有不确定的影响。D.如果一个省靠近技术密度最高的省份更有可能开发新技术。也就是说，溢出效应受距离限制。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A.文章是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一; 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数据在1998 - 2013年期间建设技术空间。B.模型考虑了省内的影响以及其他地区，包括邻近省份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C.修改密度方程，使用距离加权技术密度。然后张老师讲了他的实证方法并给出政策建议：A.省份应将“2025年制造”计划与自身技术特点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为了提高地方发展新技术型产业的可能性，各省应发展一些不可或缺的能力。B.由于溢出效应，注意与周边省份进行合作和互动。C.。同时需要建立更多渠道，促进技术溢出，促进相对落后的省份技术开发。

厦门大学倪骁然报告的题目是“Does Political Turnover Encourage or Impede Innov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Firm Patenting”。倪骁然认为当官员更替产生时，企业的创新产出是增加的。他运用了两个指标：（1）当年所申请专利的数量；（2）当年所申请专利获批的数量，来进行了研究。数据表示：上市企业每年平均会申请5-7个专利，而专利审批通过平均为2.2个。他指出专利申请集中主要在官员更替发生的下一年，一个从外地来的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更大。通过数据研究，他提出官员更替会导致企业创新的提升的结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张华评价倪骁然关注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个很好的想法，并提出是否考虑到高新企业的认定政策等相关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的殷华的论文题目是“Understanding Borrower Default in Mobile Marketplace Le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Mobile Phone Activities”。文章首先提出了如何准确预测信用风险程度的问题，给出了借款人打出电话越多，违约风险越大，借款人接入电话数越多违约风险越小的结论，因为打进电话更多的借款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该论文的评论人指出微信和电话存在很强的替代关系，因此仅凭电话数量来研究缺乏一定的准确性，报告人进一步指出强关系比弱关系在违约风险上更显著，也说明了未来研究的重点会放在电话数中跟谁联系的问题。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张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Causal Effect of Stock Options on Employee Retention: Evidence from the Bunching Design”。张红提出员工驻留和筛选是股票期权的主要作用，公司有的职员为了拿到期权，就会把离职延后，通过设计就可以得到一个函数来体现期权的驻留作用有多大。通过比较观测离职分布和反事实离职分布，她得出反事实离职分布高于观测离职分布，这表明有人压制了离职。她指出：公司发期权是一个很理性的行为，股票期权对公司职员的离职决定有影响。上海财经大学殷华评价利用股票期权的分期不仅发现了对职员离职的影响，还可以对企业的决策有进一步的研究认识。其他在场的老师还提出股票期权发行是否有重叠等问题。

分论坛十四：英文论坛2

2017年9月23日下午，第十七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十四“英文论坛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6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吴周恒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霍一雪、香港大学占超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吴周恒、中央财经大学阙江静、清华大学张叶青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吴周恒老师报告的题目为“Intermediate Goods Price Shock, Exchange rate Regime, Current Account Openness under Vertical Trade”。吴周恒研究了一个具有粘性价格的两部门小开放经济模型下中间产品价格冲击的影响。在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中，作者发现，这种影响既取决于纵向贸易的结构，也取决于汇率制度。在金融自给自足和汇率制度下，中间产品的价格冲击导致福利损失。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对小开放经济的动态影响，利用加拿大数据对贝叶斯模型进行动态估计，得到重要结构参数的合理估计。作者认为加拿大经济是灵活汇率和高金融一体化的典型案例，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或低金融一体化下进行反事实实验。作者发现，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可以解释42%的产出差异和68%的贸易差额与产出比率的差异。此外，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对加拿大经济的福利效应甚至大于非贸易部门的技术冲击。因此，研究商业周期或对纵向贸易特征小的开放经济体进行政策分析时，应认真考虑中间商品价格冲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霍一雪报告的题目为“Endogenous Spatial Price Discrimination with Elastic Demand”。霍一雪放松了空间价格歧视文献中的两个一般假设：非弹性需求和外生价格歧视。基于恒定替代弹性（CES）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作者允许企业在内部选择是否获取消费者信息和价格歧视。尽管存在需求弹性，作者发现有两个对称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两个企业都获取信息和价格歧视，没有企业获取信息和统一收费价格。此外，就企业利润而言，均衡定价均衡主导了价格歧视均衡。这个结果意味着广泛讨论的“囚徒困境”，在这两家公司都是外生性的价格歧视假设下，可能不是事实上的困境。两个子博弈的社会福利比较表明，当需求弹性较低时，统一定价下社会福利较高。

香港大学占超群报告的题目为“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Vertical Integration: Evidencefrom China”。占超群基于数据（1998-2007）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并购的影响。作者关注的并购活动类型是国内落后的纵向一体化，一家国内上游公司被国内一家下游公司收购。作者把加入世贸组织（2001）作为外生性贸易自由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发现，上游产业产出的关税降低减少了纵向一体化，但上游产业投入的关税下降增加了纵向一体化；利用差分技术对各种规格的模型和测量结果进行了稳健估计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作者建立了一个容纳模型上游供应商和下游买家的模型为实证结果提供深入的见解：投资不足的存在是理解降低企业组织选择关税影响的关键。

中央财经大学阙江静报告的题目为“The rol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venture capital i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阙江静分析了国外风险投资公司与国内风险投资公司如何在市场上推动风险投资支持的创新。作者发现，与国内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相比，国外风险资本支持的IPO公司的专利创新产出水平较低。理顺处理效应与选择性效用，也就是较差的外国风险资本培育创新能力与较差的外国风险资本下选择具有更高的创新潜力的企业，作者采用倾向评分匹配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分析结果排除了选择效应，作者认为国外风险资本的劣势影响了创新产出。作者进一步研究了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所使用的其他两项措施，并得出与专利使用的措施一致的结论。

清华大学张叶青报告的题目为“Venture Capital, Innovation and Post-IPO Long-run Performance”。作者采用A股市场2003和2013之间的的数据分析了风险资本支持下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后的企业创新的长期性影响。基本回归结果表明，与其他非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相比，风险资本支持下的公司在风险投资后成功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在IPO后具有卓越的表现。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其他相关变量被控制的情况下，风险较强的创新型企业在长期内表现更好，技术创新有助于解释风投支持下IPO长期绩效。

分论坛十五：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3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十五“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3”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1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赵扶扬、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彭俞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邓贵川、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赵丽娟为本次分论坛带来精彩报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赵扶扬报告的主题为《双金融加速器与货币政策》。作者通过对2009-2016年的数据整理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金融市场的繁荣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和协同性。根据这一事实，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中介和房地产市场的DSGE模型，并同时引入了Gertler & Karadi（2011）和Kiyotaki & Moore（1997）中的金融摩擦，形成了银行杠杆放大机制和企业抵押融资放大机制的交互作用，从而解释了2009-2016年间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也保持了高度繁荣这一现象。模型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冲击中的从量信贷政策冲击与房屋需求冲击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驱动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最后，作者对比了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这两种货币政策，发现基于数量型工具的从量信贷政策是当前最有效的货币政策。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彭俞超报告的主题为《经济“脱实向虚”、房地产风险与最优货币增长率》。作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大量货币流入房地产市场进而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为了探究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作者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资本、房地产和货币三种资产的“经济增长—资产组合”模型，具体探索了房地产风险对货币流向及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高货币增长率具有二重效应，一是通过降低货币的实际收益率提高人们的非货币资产持有，进而推高经济的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总量效应）；二是通过影响资产组合降低生产资本与房地产的比例，加剧“脱实向虚”，抑制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当房地产风险较低时，结构效应将占主导，货币增长率的提升只会导致资金不断流向房地产，并阻碍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政策模拟结果则表明，采用房地产税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相搭配，选择最优的房地产税率与货币增长率的组合，能够防范经济“脱实向虚”，最大化社会福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邓贵川报告的主题为《支付时滞、社会福利与最优货币政策》。作者通过引入支付时滞建立两国开放经济DGSE模型研究支付时滞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支付时滞后：(1)相机抉择下，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权衡关系不再成立，通过稳定通胀来稳定经济的政策并非最优货币政策；(2)承诺规则下，产出缺口与跨期通胀存在权衡关系; (3)支付时滞通过资源配置时间错配和加剧货币错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居民福利损失；(4)如果央行忽略支付时滞，将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和居民福利损失。作者在支付时滞的设定下分析最优货币政策，更能反应利率和汇率预期对厂商定价影响，补充了现有文献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琳报告的主题为《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协调与绩效研究——基于完整传导机制、工具及周期的现实视角》。作者将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相结合，研究开放条件下，基于货币供求均衡的与现实高度相符的完整传导机制、工具、经济周期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协调及绩效问题。作者首先从货币供给的角度，依次研究数量型工具在货币市场、银行体系、宏观经济各层面的绩效。研究发现，现实情况并非普遍认为的外汇储备的剧烈波动必然导致基础货币剧烈变化，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货币市场上有效控制了本应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而准备金率的调整，危机前更多出于对银行体系信贷的抑制，危机后则更多是针对外部因素；的货币问题亦是长期中货币乘数整体提高的累积在短期内拉升促使下的外溢。作者继而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研究了基于价格型工具协同的货币供求均衡下的货币政策协调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及所有工具的绩效均显著，数量型工具在根源上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甚至强于价格型工具。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赵丽娟报告的主题为《房地产价格失调与时变货币政策立场识别》。作者尝试分析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对房价失调做出反应以及识别反应的时点。作者推导了一条包含预期房价失调和滞后房价失调的最优利率规则，并利用异方差时变参数模型和Kim &Nelson (2006)的两阶段极大似然方法估计了季度利率对通胀、产出波动和房价失调的时变反应关系，从而回答央行货币政策是否盯住了房地产价格失调以及何时盯住的问题。研究发现：（1）短期名义利率从2011年开始盯住滞后房地产价格失调，并在2013年加强了反应力度，但始终没有盯住预期房地产价格失调。这也暗含央行在2013至2016年间更加关注房地产价格失调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潜在威胁，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失调的动态反应特点也充分体现了“间接反应观” 在我国的适用性；（2）央行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态度是“双向的”。过后，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的反应更为敏感，面对非常复杂的情形，对于房市最好的调控态度恐怕就是不要让房价过多的偏离其趋势；（3）利率平滑系数、盯住通货膨胀系数和盯住产出缺口系数等变动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时变性。根据这些时变的政策系数，均衡利率从1998年后基本维持在4%以下的稳定水平上，货币政策盯住通货膨胀的力度从2010年开始有所加强，而盯住产出缺口的力度在近10年内有所减弱。

分论坛十六：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4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十六“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4”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副教授。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黄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钞小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雷文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孙伟增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黄昊报告的主题为《技术进步与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结构转型：来自的经验研究》。作者指出，各国人们的偏好几乎一致，但各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却截然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来自各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增长率的差距。为了验证这一命题，作者借鉴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基础上，从生产角度探讨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型所产生的相对价格效应。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得到 1978-2015 年全国层面的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率（TFP）的增长率，作者从经验上观察到各产业 TFP 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而实证结果则进一步显示：农业 TFP 的对数同农业比工业从业人数的对数显著呈负相关关系；工业 TFP 的对数同农业比工业从业人数的对数显著呈正相关关系；服务业 TFP的对数同服务业比工业从业人数的对数显著呈负相关关系。报告最后指出，如何把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钞小静报告的主题为《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作者首次提出，劳动收入份额会通过人力资本机制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消费需求机制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以及收入分配机制的单向效应与交互效应三个层面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作者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1998-2015年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采用核密度估计描述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分布动态演进，并利用LSDV估计、系统GMM估计、SDM空间计量模型、中介因子检验等多种方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经验检验研究显示，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样本期基本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同向变化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其贡献主要在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通过经济增长条件维度的人力资本机制、经济增长过程维度的消费需求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结果维度的收入分配机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报告的题目为《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作者注意到1978-2015年，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分别增长65.3%和42.8%，这可能对同期快速的产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在标准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的增长，以及投资的产业增加值构成和市场摩擦等经济重要特征，并使用宏观经济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发现模型较好的再现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反事实数值模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显著，平均降低了农业就业比重7.2个百分点，其影响相当于降低20%左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而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且，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都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研究还发现，农业技术变迁显著降低了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对产业就业比重和名义增加值比重的影响程度，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变迁、劳动力转移成本变化等因素不会显著改变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的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雷文妮报告的主题为《进入壁垒、生产率分布与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的研究》。作者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推广到小国开放经济中，内生化企业进入行为和出口选择，分析了行业进入壁垒和出口成本的下降如何影响生产率，通过什么路径影响经济。研究发现进入壁垒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与其导致的企业数目和生产率变动直接相关。具体而言，行业进入壁垒的下降直接带来了企业数目的增加，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增加了消费和总产出，并且进入壁垒下降对于生产效率分布更分散的行业福利改善更大；而出口成本的下降同样也带来了企业数目和出口企业数目的增加，提高了消费和总产出水平，不同的是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出口壁垒下降对于生产效率分布更集中的行业福利改善更大。此外，将进入壁垒下降和出口壁垒下降标准化进行比较后发现，进入壁垒下降在福利改善方面要优于出口壁垒下降，这在行业生产率分布分散时更加明显。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孙伟增报告的主题为《需求结构、房价增长与市场调控——基于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作者利用2013和2015年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首次直接测算了不同城市的住房需求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市场需求结构与房价增长的关系，最后从需求结构的视角对限购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改善性需求在我国城市家庭购房需求中占比最大，其次为消费性需求，投资性需求占比较小；第二，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比例越高的城市，房价增长越快，平均来看，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每增加1个百分点，房价增长率将分别提高0.39和0.77个百分点，而消费性需求对房价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第三，限购政策在短期并没有改变城市的需求结构，政策放松后，需求的释放会导致房价在短期内迅速反弹；第四，信贷政策能够显著影响家庭的购房需求和购房行为，从本质上影响住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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