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国号小考
叶炜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国号曰隋。为什么称“隋”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581）二月条胡三省注：“隋主本袭封隨公，故国号曰隨。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此说影响很大，岑仲勉先生《隋唐史》：“〔杨〕坚以父忠封隨国公，因改朝号曰隨，又恶‘隨’字带‘走’，故去走为隋。”[1] ，如胡阿祥先生《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2]，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以及日本近年修订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也均采此说[3]。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
但常识也是有历史性的，近读石刻史料，我们对这一常识产生了一些疑问，再对此说追本溯源，则怀疑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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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同仁墓志皆作“随”
此说出现甚晚，寡见所及，此说最早见于距隋朝灭亡已近三百年的唐末。李涪《刊误》卷下《洛隨》：
汉以火徳有天下，后汉都洛阳，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隋字有走、无走。夫文字者，致理之本，岂以汉、隨两朝不经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佳书走。
在隋朝灭亡三百年以后，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卷三六《去妄》云：
隨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者，岂非不学之故，将亦天夺其明乎。
这也是目前所见此说最早的两条记载。宋朝以后，持此说者渐多，但内容不超过上引二条。
北宋初郭忠恕《佩觹》卷上：“文帝之隨中去辵：隨文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言辵走也，遂作隋。”郭忠恕此书中多引李涪之说[4]，想必此条也来自李涪。又北宋杨彦龄《杨公笔录》：“汉以火行忌水，改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齐不遑宁处，故隋字去辵而作隋，此皆率意改易，固无义理甚者。”
由于一系列南宋著名学者都持此说，使得此说对后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南宋初年，郑樵《通志》卷三五《六书略五·论变更》：“隋旧作隨，文帝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而作隋。”吴曾《能改斋漫录》与《通志》成书时间大致相同，也持此说[5]。此后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一“字文增减”条、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六“后世解字无意义”条都沿用此说。从杨彦龄到祝穆，从他们的具体论述看，似乎都来自李涪之说。
大体在南宋以后，徐锴的说法也得到了重视，即在说明隨“去走”作隋外，又强调了“隋”字的本义。罗泌《路史》卷三五《发挥四·氏姓之牒》：“隨之文帝恶隨之从辵，乃去其辵以为隋。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守裶既祭则藏。其隋亦云衅杀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国以隋裂而终，则书名之谶，其祸如是。”此后，大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直接引用徐锴之说，“徐楚金云：隨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6] 又王应麟《玉海》卷四五《艺文·小学·乾道班马字类》引《说文系传》云：“隨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隋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篇》卷上也记载了此说。
宋朝记载此说者，还见于俞琰《书斋夜话》卷一、孙奕《示儿编》卷二三，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八亦载此说。
持此说、并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宋元之际的胡三省了，在成书于元初的《资治通鉴音注》中，他两次论及改隨为隋事。一为《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581）二月条胡注：“隋主本袭封隨公，故国号曰隨。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辵，音绰。”《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胡注更为详细：“隋，即春秋隨国，为楚所灭，以为县。秦、汉属南阳郡，晋属义阳郡，后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后入西魏。杨忠从周太祖，以功封隨国公，子坚袭爵，受周禅，遂以隨为国号。又以周、齐不遑宁处，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辵，音绰。”[7] 与前代相比，胡三省注的内容并没有实质发展，只是表述更加明确，称杨忠“封隨国公”、“以隨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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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随为隋说者，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宋元之际的胡三省。
元明时，程端礼、陶宗仪、杨慎、王世贞、焦竑、董斯张等在著作中均沿此说，不论是否注明其说出处，都没有更多的发展。
如上所述，改“隨”为“隋”说自从唐末出现以来，经过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特别是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对后代影响甚大。但是，从明末清初以来，开始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
学者质疑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发现隋朝以后、特别是唐代的碑志中，存在将国号“隋”写作“隨”的现象，二是发现在隋以前的古籍中，也有“隋”字。最早提出问题的是顾炎武，他在《金石文字记》卷二“皇甫诞碑”跋云：“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知敬《李卫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顺陵碑》、于敬之《华阳观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然。当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马温公作《通鉴》以后，始壹用隋字。而《水经注》涢水东南径隋县西，隨字作隋，则知此自古人省笔之字。谓文帝始去辵而为隋者，未必然也。”隋字古已有之，且金石之文二字通用，因此顾炎武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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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字古已有之，且金石之文二字通用，因此顾炎武提出了疑问。
此后，从这个角度提出怀疑的还有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五《文选·赋》“西都赋”条：“隋侯明月。宋本作隨为是。《史记》虽本有隋字，但此处宋本及《后汉书》皆作隨，不独隋文帝始去辵也。”赵一清在注释《水经注》涢水“东南过隋县西”时指出，“隨，古作隋，《战国策》宝珍隋珠，盖不独杨坚受禅始去辵为隋也”[8]。
他们虽然并没有否定隋文帝因“魏、周、齐不遑宁处”既而“恶隨字为走”、“去辵为隋”这一事情，但都认为隋字古已有之，并非隋文帝将隨字“去辵”以后才有，旧说开始动摇。
还有些学者则更进一步，如吴玉搢在《金石存》卷一一“隋安喜公李使君碑”跋引述罗泌、王应麟之说后，论曰：“按隋虽音妥，本亦有隨音。《衡方碑》借祎隋作委蛇，与《唐扶碑》以逶隋作委蛇、《刘熊碑》以委隨作作委蛇同。则隋、隨同音可知。又当时虽改隨为隋，而此碑额仍作大隨，唐纪太山铭爰革隨政亦然。是二字本可通用。一时从省，多书作隋。非必真有所恶、而禁不得书作隨也。”
其后，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三八《杜乾绪等造象铭》后加按语云：“按铭序首云‘大隨开皇十二年岁在壬□’。考隨本春秋时国，即今隨州，隋文帝初受封于隨，及有天下，以隨从辵，周齐奔走不宁，故去辵作隋。然见之碑刻，往往通用，以逮唐初，诸碑书隨为隋者，不可枚举，此碑仍作大隨，盖未尝有定制也。”
吴玉搢和王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看到了隋朝以后碑刻中“隨”、“隋”并用的现象，认为隋朝在称呼国号时，并没有禁用“隨”字，因此对旧说“恶隨字为走”提出质疑。认为虽然“一时从省”，但“非必真有所恶”、“未尝有定制”。叶昌炽《语石》卷一引王昶、吴玉搢二家之说，未加评论。后鲁迅先生在校读南齐吕超墓志时也认为晋代已有“隋”字，作“隨”为“隋”只是省笔而已，非隋文帝所改。[9]
但是，除了个别学者外，金石学家对旧说的怀疑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认可[10]。金石学家们质疑旧说的基础是在隋朝、特别是唐初碑刻中称隋朝时存在“隨”、“隋”并用的现象，但岑仲勉先生认为：“清代金石家见初唐石刻常作‘隨’，遂疑旧说之误。近年石刻大出，则隋石刻无不作‘隋’。往日新朝，往往反胜朝之所为，初唐间作‘隨’，实因此之故。然初唐以后，又作‘隋’者多，作‘隨’者甚少，苟非杨坚先曾改定，则无以解此等异同之迹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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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家对旧说的怀疑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认可
近年，日本高桥继男先生针对金石学家的质疑，对隋唐石刻资料进行了大量统计，统计表明，隋代石刻资料中，称“隋”者占九成以上，称“隨”者则不到一成。唐初到唐玄宗时期，称“隨”者达到八成以上，唐中期以后逐渐减少，到晚唐，称“隋”者又恢复到了近九成。因为在隋代石刻中，称“隋”者占了压倒多数，所以高桥继男肯定岑仲勉之说，认为存在杨坚将“隨”改为“隋”的情况，从而否定清代金石学家对旧说的质疑。[12]
其实，岑仲勉和高桥继男两位先生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回答金石学家的怀疑，即：如果存在隋文帝因为恶隨之走，而去辵为隋的话，那么理应禁止用隨字，为什么还会存在称国号时二字并用的现象呢？
有时候，与其沿着旧思路而搜集材料，不如退回来重新考虑问题的前提。这个在隋朝灭亡后近三百年才提出的观点之前提是：杨忠封“隨国公”，隋文帝杨坚袭封“隨国公”、进封“隨王”，并以“隨王”之身份登基。唯其如此，才存在发生此后改“隨”为“隋”之事的可能。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杨坚就是隋国公和隋王，便不必有改字之事发生，而由于当时金石文字中隋、隨二字通用，在绝大多数用“隋”之余，再出现个把“隨”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这个假设能否够成立呢？清初金石学家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即隋字古已有之，且金石之文二字通用。但是他们提出的例证，时间最接近隋初的是北魏的《水经注》和存在争议的南齐吕超墓志[13]，这些尚不足以说明隋朝建立之前的实际情况。旧说称杨坚之父杨忠封“隨国公”的原因是“隨郡”、“隨州”之名。其实，直到南北朝后期甚至隋朝建立前夜，不论在金石还是文献材料中，都存在将“隨郡”、“隨州”写成“隋郡”或“隋州”的用法。因为石刻材料的准确性更高，兹先举三例。
在1987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的北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瓘墓志》[14]中，“隋”字凡四见，墓志首题为“大周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安州总管府长史治隋州刺史建安子宇文瓘墓志”，志文中有“控隋、郧之沃壤，扬沔、汉之清波”、“俄治隋州刺史”、建德六年（577）“遘疾薨于隋州”。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杨坚建隋前夜的宣政元年，“隨州”就被写成“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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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瓘墓志“隋”字凡四见
又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贺家村的北周保定二年（562）《贺兰祥墓志》[15]记，贺兰祥“除三荆襄雍平信江隋二郢浙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亦写成“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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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祥墓志》“除三荆襄雍平信江隋二郢浙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亦写成“隋”。
另梁武帝普通元年（520）《萧敷墓志》[16]中，称萧敷“出为建威将军、隋郡内史”，“隨郡”也被写成“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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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敷墓志》“出为建威将军隋郡内史”，“隨郡”也被写成“隋郡”。
文献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卷二记“隋县永阳有山”[17]，宋本《太平御览》卷九九五《百卉部二·藤》引《异苑》作“隋郡永阳县有山”。内容虽有差异，但均作“隋”。梁元帝萧绎（508-554）撰《金楼子》两次涉及隋郡，卷一有“齐隋郡王苦留一宿不许，得单艇，望星上路，犯风冒浪，兼行不息”，卷三记“隋郡王子隆好文章，体肥，常服芦茄丸以自消，犹无益也”。而且，在这两部书中，并没有称“隨”州郡县者，也就意味着都用“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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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太平御览》多见随作隋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忠完全有可能就是“隋国公”，而非“隨国公”，而杨坚袭封也就可能为“隋国公”，而后进封“隋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有关此事最早的史料见于唐初编纂的《周书》与《隋书》中。在《隋书》中，不论是隋国公还是隋王，都写作“隋”而不是“隨”。问题出现在《周书》之中，在现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中，都写作“隨国公”或“隨王”，这也成为现在学者论证旧说的一个重要证据，并据此认为《隋书》、《北史》作“隋”为误，这才有改隨为隋之说[18]。但点校本《周书》中的这种现象从何而来呢？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第62页校勘记[七]云：“杨忠为（隋）〔隨〕国公 宋本‘隋’作‘隨’。按改‘隨’称‘隋’乃后事，今据改。此后迳改，不出校记。”参点校本《周书》的出版说明可知，《周书》的第一次刻板应在北宋神宗熙宁元年至七年（1068-1074）间，但此本早已不存。此条在点校所用底本即殿本中作“隋”，所谓“宋本”即南宋刻元明递修本，已经是辗转翻刻的了。
我们目前虽然无法看到初刻本《周书》，但是，却有可能看到比初刻本更早的宋抄本《周书》的部分内容，即宋本《太平御览》所引《周书》。《太平御览》编纂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八年之间，早于《周书》初刻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一○五《皇王部三十》多引《周书》，其中“武皇帝”条引《后周书》：“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宣皇帝”条引《后周书》：“隋国公杨坚为大后丞。……乙未帝不豫，还宫诏隋国公坚入侍疾，己酉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徳殿。”又“静皇帝”条引《后周书》：“大定元年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杨坚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并依魏晋故事。甲子，隋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邑万户。”
在以上三条中，无论是“隋国公”还是“隋王”，均作“隋”而非“隨”。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比校勘所用南宋刻本早得多的北宋初年的抄本《周书》中，存在“隋国公”和“隋王”的写法。这样，在怀疑“改隨为隋”旧说的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地将“隋”校改为“隨”，更不能以校改过的史料去证《隋书》、《北史》之误，并作为隋文帝登基以前称“隨国公”和“隨王”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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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隋代宋文成墓志中，并用隋、随二字。
要之，在南北朝后期，不仅“隨郡”、“隨州”有写作“隋郡”或“隋州”的现象，而且《隋书》、《周书》也记杨坚为“隋国公”、“隋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杨坚所任就是“隋国公”和“隋王”呢？
钱大昕有云：“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19]
总之，我们认为隋朝并不存在一个“改隨为隋”的事件，杨坚本任“隋国公”、“隋王”，隋国号即由此而来。因为当时存在“隨”、“隋”互用的现象，所以今天所见隋代石刻材料中，还有少量以“隨”称隋朝的。这或许是一个比隋朝灭亡后近三百年才提出的“改隨为隋”说更自然一些的解释吧。
注释：
[1]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2页
[2] 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3-120页。徐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71-173页。
[3]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册1145页。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義信、神田信夫、濱下武志：《世界歷史大系 中国史》2—三国～唐—，山川出版社，1996年，281-282页，其中也介绍了清代金石学家对此说的怀疑。
[4] 郭忠恕引称“李祭酒涪”，即《刊误》作者李涪。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五，中华书局，1980年，869-872页。
[5]《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古无隋字》：“隋字古无之，文帝受禅，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35页。
[6]《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隨恶走改隋”条，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第1版，1108页。
[7] 分见《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5433、5503页。
[8]《水经注疏》卷三一《涢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2639页。
[9] 关于金石学家的论述，请参阅高橋繼男《主として石刻による國號隋字につしての研究史》，安田二郎代表《中國における歷史認識と歷史意識の展開につしての總合的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1994年。
[10] 宫崎市定肯定王昶之说，见《隋代史雑考》，《史學研究》第72號，1959年。
[11] 岑仲勉：《隋唐史》，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辑，191页，1948年。
[12] 高橋繼男：《國號隋字攷》，《法制史研究》44，創文社，1995年。
[13] 因吕超墓志残泐过甚，且字体似隋，因此其确切时间还有争论，难以作为确证。参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一，科学出版社，1956年。
[14] 拓片图版及参考录文见宋英、赵小宁《北周〈宇文瓘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9-56页。
[15] 拓片图版及参考录文见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5-8页；又见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文物出版社，2000年，上册21页、下册17-18页。
[1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27-29页。上海博物馆藏拓本。
[17]《异苑》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11页。
[18] 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114页。
[19]《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辨》，《嘉定钱大昕全集》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