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选自陈虎平《打破自我的标签》第四章 中国大时代；第二部分长篇后记为新增）
修身
修身是指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前农业时代的生存环境给人装配了很多饮食习惯，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人类很小就喜欢吃油腻和甜味的食物，因为它们包含丰富的营养。现在的问题是，农业化、尤其是食品工业化以后，食物是过于丰富了。没有足够食物时，人们以胖为荣，食物太多以后，人们以瘦为美，太瘦有害健康，现在是以健身为时尚。这个时尚估计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以后不健身，没人跟你玩。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器械、跑步、徒步、户外，都要学着做起来。大肚子、粗腿子，现在不好混了。
心理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稳定下来的。工作以后，与亲人、同学，经常保持联系，中国人有各种节日，是伟大的传统，节日家人、好友就应该团聚，这种其乐融融，不是理性分析可以代替。很难在生活中信任工作中的同事，不是一个社会语境，但语境是可以创造的。与同行、同道定期交流，在一起打球、徒步、聚会，都有助于心理健康。心理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在没有参与工作之前，修身还包括个人的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学习习惯，对于青少年很重要。放羊式的方法，看似自由，其实是散漫，毫无秩序，没有积累，最终还是害人的。漫无目的、毫无方向的摸索，并不能保证到达目的地。多数情况只能是反复的徘徊。要找到好的老师、前辈来带领青少年学习，找到好的同伴一起学习、玩耍。
齐家
修身之外，是齐家。现在很少有大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多数都是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生活。春节、中秋、家人生日，能聚在一起就要多聚。子女回家不一定有什么事，父母看了也不一定说什么，开心就是了，安心就是了。清明祭祖、端午探望，有时间的，都要尽量安排。没有族长、宗祠这回事了，但是家族前辈带后辈的传统还是有用的。堂表兄弟姐妹，在城市里定期交流，相互促进。中国人进入城市化和互联网时代没有几年，多数人都是不熟悉的，大孩带小孩，亲戚关系的天然信任，对于一波波人适应新社会，也许有点帮助。其中很重要的是带领后辈学习如何建立社会资源。
齐家这一条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不谈恋爱，是不好的。努力工作，但也要生活。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工作是为了什么？想找到更好的，但择偶时间窗口是短暂的，不能等到过去了再找，那时即使自己变好了，市场价值也降低了。而且，你不能把生活留到事业成功以后。事业是事业，生活是生活，理应并行不悖。事业讲理性目标和社会资源，生活讲情感沟通、长久陪伴、抚养子女，这些是不同的心理账户，不能放在功利目标的同类范畴中。聪明人往往不会谈恋爱，因为理性多了，情商往往就会低，老天是公平的，不会单独对你特别好，让你天生的理商、情商同时都高。工作太用力，生活都没有时间，是不平衡的，也不可持续，早晚出问题。不会谈怎么办？情商也是可以练习的。增加各种社会交往，与更多人聊天，观察别人如何聊天，跟着学。会聊天了，真正与自己心仪的人在一起才不会慌乱、行为和说话变形。
教育
修身齐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教育，教育主要还是靠自己努力，与后面要说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民族你单个人无法着手不同。中国人重视教育，教育可以一代代积累好的东西。本节也要谈谈教育、或说问学，好的学问应该也是人的大脑的一部分，属于广义的修身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许是，学什么。
我想，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和互联网化的局面下，最好的学习路径是：青春期读工业时代的中西方文学经典，大学先学批判思维、弄清概念判断推理，再学波普的科学哲学，学会检验命题，再学函数分析、概率统计、编程、工程、机械、电子，再学地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和制度分析、工业/商业/金融/经济/人类史、演化生物学、认知科学、决策科学。其他时间学自己专业。基本思路是先学这些硬学问，工科最强、理科商科次之、社会科学再次之，要用最好的青春，学最硬的、最难的学问。不用数学不建模的社会科学、文科的东西，都可以等大学最后1-2年再看、或者工作以后再学。现代社会毕竟是工业化、科技化；新闻、、法律、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等，在硬学问没有掌握之前都要少学。家庭环境普通的，更要从工科开始，不要指望第一代就从艺术开始，那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事。
，说中国中小学学生学得太多，不快乐，要搞素质教育，要搞快乐教育。这是害人的言论！普通子弟，就要拼命学习，社会发展这么快，不赶紧学知识怎么行？有小朋友在一起学一起玩就很快乐，还需要别的什么快乐？快乐教育也许只是迎合了人的惰性。有人说自己对专业没兴趣或者不喜欢，于是不知道干什么。可以问自己：是否因为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事就可以什么也不做？你找到过自己喜欢的事么？你为之做过什么准备、投入过多少时间？此外，喜欢不喜欢，真的那么重要么？Life is tough. 学到本事才是真的。不要矫情。Life is short。太多人把自己的冲动和感想当大件事。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这些几乎不值一提。不要轻易说：我不感兴趣、不是我专业、我想自由自在、我不会。学起来、痛苦起来、做不舒服、不安心的尝试。我一再强调，要学硬学科。方向是清楚的，剩下的就是找几个朋友，一起学起来！
有些人以素质教育为名，削弱考分的作用，企图动摇中国的高考制度。这是在误国误民！考试制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是处理社会公平最顶尖的人类智慧。全国划一的公平考试制度，是大规模族群合作社会的黏合剂，其基础地位不可动摇。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因为人人都认考试，考得好，继续高升，考得差，就认了，不会抱怨社会不公。考试内容可变，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可变。改变了这个，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内核就不复存在，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主要推动力就不复存在。分数平等，。公平的考试是中国社会的定海神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各地平等、各族平等的考试制度，绝不可以弱化，相反只能加强。高考应该全面恢复全国统考，取消某些地区独自命题的特权。独立的命题权，鼓励地区独立意识，诱发地域歧视。如果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改变、削弱甚至动摇这一制度，就会带来普遍的社会不公正，剧烈的城乡、贫富和知识分化，最终撕裂全社会，短期得利者最终也会自食恶果。高考和考试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地位，应该提到与春节、清明、中秋一样的高度，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认同。
科举考试的内容过时了，但是考试制度本身决不过时；需要改变的不是考试制度，而是考试内容。现在的考试，文学的太多，逻辑、数学、理工的内容太少，并不利于培养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人才。首先，强化语文论证。高考的作文应以考察文章推理论证为主，鼓励学生写出清晰明确的文章，而不是偏重辞藻华丽、文笔优美和情绪铺陈。文学和艺术不是公立教育的责任；哪个家庭要培养孩子成为这样的人才，可以自己想办法。公立教育用的是国家资金，没有义务为特定家庭培养他们所认定的人才，公立教育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其次，数学和科学的内容，还要加强，不能削弱。有些文人觉得初中以后的数学没用，那是对他们没用。对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数学简直太有用了。不能让他们的这种言论影响教育的政策。第三，考试不好的，也要有新的出路。有的人动手能力强，解题能力弱，这里面有天生的因素，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他们找出一条能力升级的教育之路。最后，中国的公立教育有千般好，唯一的问题是平均，区分不了学生。必须学习美国的AP教育，在高中开设特殊课程，满足学霸的知识需求。大学就更需要分别的教育了。暂时做不到，家长就要给孩子找各种额外课程了。
有人说中国中小学教育不鼓励创造性，那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而是特定老师群体的问题。首先，记忆、甚至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传统做法是有必要的，因为数学理科知识都逆人性，需要强制、纪律。但深度练习的确会更好。其次，多数老师不懂科学方法，也不会教学生，这不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但这主要还是教师平均水平的问题。大幅提高教师的收入，让更多人才进入教育界，安心工作，这才是解决之道。
还有议论称，中国教材不教学生独立思考，而以特定教育内容愚民，所以教育、媒体和知识界要从事启蒙。但结果呢？那些所谓关心学生人文素质和批判精神的人，开始给他们灌输在西方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才适用的西方意识形态，或者逆文明的原始思维，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反科学化，以为这就是独立思考了。
照搬西方、鼓吹原始，是教育界和知识界不事思考的两个主要弊病，其实都是偷懒。人类现代才发明的知识和技术，几乎都是逆人性的，必须经过持续的练习，才能掌握；谁愿意每天对着抽象的公式感受人世美好呢？西方的文明成就已经摆在面前，直接拿过来多好呢！但拿什么？是拿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作为副产品的意识形态？是要艰苦积累还是文人空谈？不教年轻人学理工科技、学逻辑推理、学工业化和城市化，却教他们民主正义平等概念大词，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还伪以独立思考的美名，这是教人偷懒、这是害人！新闻、、文学、法律、教育等专业是重灾区。文人以为搞几个大词就够了。政府论、正义论、历史的终结翻几页，抓住几个合意的词，就放炮仗。论证过程、立论前提、可实证性、可操作性呢？都不管了。听这些老师们概念扯多了，人就会脱离实际，不接地气，更可怕的，人的懒劲就上来了。所谓懒，就是回到原始人的思维和行为状态，不愿从事实际积累的工作，重概念、轻实践，多情绪、少论证，多议论、少实干。
无论东方西方，意识形态不能教会人们独立思考。但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还是要教的。在中国，要教也只能教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小清新的作文、辞藻华丽的西方价值观赞美诗、还有什么总有一种什么让你泪流满面，这种文章从头到脚充满着腐臭、幻觉和异国情调。青年人从这里什么都没学到，除了哀怨、虚无主义和排斥社会。要真想学人文理想，那就修身齐家；老祖宗的框架很有价值。要独立思考，就学逻辑和实证，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实事求是、小心验证。青年人的任务是学好本事，养活自己、家庭，再对公司和行业做出贡献，一个个阶段来。年纪轻轻，别扯些什么正义、民主这种不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事。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工业化、城市化，学习数理工商知识。
后记：娃本位
前面说了修身齐家与子女教育，现在的问题是低生育率。十几年前，中国新生人口出生在2500万上下，现在已经掉到1700万，以后很可能还会继续下降。严重的问题是人口结构。
1.广义消费品项目的竞争：个人理性的通用性问题
我在一篇文章中，用广义消费品类的选择，试图解释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工商业各类消费品多了，消费主义兴起，生育率就下降了。（参见：为什么工商业社会生育意愿下降？不是教育或收入，而是不好玩）消费主义是好事，但太多了就不好了。没有人知道什么程度是合适的，我们难以为之订立一个目标。但底线是替代生育率（2.1个孩子/女人）不能突破。现在，几乎所有工业社会，都低于这个数字，现状不容乐观。
虽然个人理性可以家庭预算的约束下在孩子与工商业消费品之间折中，但是，立足于个人的理性在穿越各种品类，做可通约的计算，本身也是可质疑的。这种作为共同分母（ common denominator）的通用个人理性真的存在吗？更常见的不应该是各种层次、各种场景的理性，既有个人理性，也有家庭理性、公司理性、国家理性等等超个人的理性？这些理性之间彼此联系，但却相对独立。
2.个人理性与家庭理性：理性账户与情感账户
Thaler提出心理账户，不同类型的收入有不同的用途，彼此之间不能加减代替。我们可以扩充心理账户的概念，分出情感账户与理性账户，分别对应孩子与消费品。情感与理性都是广义的心理或心智活动，两者分立，互补协同，撑起人的整个心智系统。原则上对任何系统，不同范畴，不同功能，不同收益，不同账户。具体对人来说，孩子与消费品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适用于不同的心理账户。孩子领域适用的是孩子价值、家庭情感；狭义消费品领域适用的是个人理性、经济理性。两个领域各有各的原则，不能迁移通用。不必用生育方面的想法来指导工作和生产问题，有时有的老人会这样说话，也最好不要从家庭财务预算这样的个人理性问题来考虑生育问题，很多年轻的夫妻会这样思考。
情感账户： 孩子
理性账户： 工商业消费品
情感，也是一种算法，在特定的信号输入刺激下、以特定的进程启动、给出特定的输出反应。这并不令人惊奇。全球各地的亲情基本都一样；亲情也有它的搜索、运行、停止程序。所以，如果理性被很宽泛的定义为一种可执行的进程，也就是，理性 = 算法，那么，情感当然也可以被看成一种理性。经典的个人理性、经济理性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来思考的；亲情这样的感情，则是以家庭利益为本位来思考的，家庭利益以子女为中心，可以称之为家庭理性。
情感账户：家庭理性：孩子
理性账户：个人理性：工商业消费品
因为不同的心理账户人们用不同的心理模块去处理，这些模块的进程不一定被我们的意识捕捉到，所以，人们自己就一件事说出的通用理由，不一定是这件事的真实原因。人们广泛认为经济理性是通用的，适用于一切领域，因此也就用它来表述、辩护、分析自己的生育行为。但经济理性只适用于消费品领域，不适用于与孩子与家庭等相关的领域。我们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孩子、也不知道要多少孩子是合适的，但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找不到明确的理由来表述这件事。
正因如此，我很怀疑，家庭收入、社会福利、孩子的教育医疗保障等等，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如果收入是主要原因，则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与生育率的对应关系应该是线性的，或逐个平台跳跃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收入群体的生育率最低。不是因为钱少不够，所以就不生；全球工业化发达城市多数家庭的收入都足够抚养多个孩子，但有几个家庭孩子超过两个呢？如果教育医疗保障是主要原因，日韩德法英这样的发达工业福利国，生育率应该较高。然而，德国工业化人口的生育率也低得可怕。
生育率低，看来更多的跟生育这个心理账户的独特性质有关，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则不太大。例如，就像人们看见别人买房买车买电器买手机，自己也要买一样，如果人们看见别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自己也会如此。这意味着，如果人们看见别人家里有3个孩子，自己也会如此。孩子有几个，并不一定有多大的经济考量，而很可能只是模仿他人行为的结果。别人买买买，可能是经济理性的产物，别人家里孩子多，却不一定是，前面已经说明，孩子多少并不是随着家庭收入变化而线性变化的。所以，与消费品有经济理性的预算约束不同，孩子这个领域的预算不是经济性的，而有可能是心理性的、情绪性的。当身边家庭都有3个孩子，你就会觉得至少有3个才感到幸福，少于3个是令人难过的。这个事情可以一般化为生育的大众启发式：
当身边家庭都有n个孩子，自己家里也有n个孩子才是幸福的，低于n个则是难过的。
这个启发式的政策含义是，启动一批多个孩子的家庭，让这样的家庭出现在各个城市、各个小区，推动多孩家庭的模式的传播，这对于扭转低生育率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比，经济补贴和福利保障等等，则仅仅是次一级的因素。看看英德法日韩的低生育率就知道，生育养娃的社会福利并不是灵丹妙药。
3.生存与繁衍、生产与生育：两个不可或缺的部件
心理账户可以看作是演化心理学的心智模块理论的一个应用，不同心智模块要求不同的心理账户。心智模块有很多种，例如，觅食、避险、保卫地盘、择偶、读心（共情）、因果控制（系统推理）等等，但也可以粗略的把它们归为两类大功能：生存、生育。这两大类功能缺了哪个都不行，两类各有各的特点，不能彼此补偿。还是前面说过的，不同范畴，不同功能，不同处理，少了一个都不行。
更一般的，演化心理学是生物演化论向心智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在演化出来的生物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功能、模块、账户、理性。任何演化的生命系统，都要实现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彼此独立的功能：生存 + 繁殖。对应于前农业时代的人类，就是生存 + 繁衍；对应于农业时代以来的人类，就是生产 + 生育。
更更一般的，生物系统是更广义的生命系统的一个特例，这种生命系统的基本特点是有差异的可复制系统，有差异意味着同一版本存在差异、并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和积累而产生竞争（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在人类这里就是生存与生产、在生存和生产上的竞争，复制意味着有后续版本可供迭代。同样，这种生命系统始终要实现两部分功能：保存 + 迭代（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认知科学揭秘》）。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序列：
多场景理性 <= 心理账户 <= 心智模块 <= 生物生存繁殖功能 <= 生命系统保存迭代功能
每个层次的系统都至少有两个独立的部门或功能；不同部门、不同功能、不同范畴、不同理性，范畴之间不能穿越，理性之间不能通约。这样，以上序列对应着：
个人理性与超个人理性<= 经济理性与家庭情感<= 生存与生育<= 生存与繁殖<= 保存与迭代
在这个思路之下，我更倾向于从生育范畴本身的文化来解释低生育率现象。低生育率虽然毫无例外的发生于工业经济体，但工业化城市化消费主义却并不一定是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这又用到一点常识，同时发生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相关还不是因果。
4.生育文化
在生产 + 生育的双部件组合中，生育压倒生产的风险基本上已经由于人类历次的生产技术革命而被消除了。地球上的人口自农业革命以来的长期趋势是增长，虽然时有曲折。马尔萨斯的种群几何增长超过资源算术增长的担忧，对于一般生物种群是合适的，但对于人类不适用，因为自然资源虽然是有限的，但人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却几乎是无限的（indefinite）。想想如何我们能够高效的开发核能和太阳能，能源几乎永远不用愁。1970年代有人担心增长的极限，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升级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种风险，刚刚出现的原始工业化剩余被更多的出生人口所消耗，例如，明朝后期似乎经历这个过程，但是，这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自从英国发明了工业革命的路径以后，很多经济体模仿英国，越过这一陷阱进入轻工业革命，二战以后尤其多。
轻工业社会向重工业革命升级也有一个陷阱，刚刚出现的轻工业剩余被财富阶层更多的奢侈消费吸收（英国、美国南部、东南亚经历这个过程），而不是用于技术投资和产业升级。但这个问题还是与人口无关，而主要在于资源分配是向已富群体倾斜、还是向科技人口倾斜。
重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革命升级倒有一个风险，技术上去了，应用的人口没了。美国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主要起源地，但在应用上目前已经被人口更多的中国赶超。欧洲的问题更严重。所以，问题现在变成了，生产压倒生育。
4.1 生产文化对生育文化的侵蚀
扭转低生育率，需要重建生育文化，让它不致于受到效率、经济理性、个人理性等生产文化的过多同化。欧美日韩都面对这个问题。媒体宣传都是企业出钱的，而企业需要劳动力和消费者接受个人理性和消费主义。频繁出现的信息形态会塑造人的观念和行为，让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人忽视生育的价值。解决方法是在企业的广告和媒体的报道之外，推广生育文化，以竞争人们有限的注意力，避免让生育文化被生产文化同化（assimilation）。
但单纯的生育文化宣传估计效果也不会大，还要依靠新的多孩家庭模式流行起来。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边人群行为的影响，采用前面说过的大众启发式：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相信，一个小区有多个孩子的家庭越多，同一小区想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也会越多。
4.2 在精神文化的蚕食下重振性选择
比起生育文化推广、多孩家庭模式的复兴，更主要的是要重振性选择。生育文化植根于生物的繁殖动力，它由性选择驱动。性选择由女性主导，生育权在女性这边，男性则提供养育资源。在生物界，性选择始终实时高速运转，不存在被降速的可能。生物在生存活动中获得的资源，最后几乎都导向了生育。自然是极其节省的。人类的生产成果则可以超出生育需求之外，独立为一个值得维护和累积的目标。一些生产安排，模糊了性选择的角色和分工。几乎所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都有一些限制性选择的制度，这里不能列举。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性选择也必须与社会选择相协调。但过度限制总是不好的。怎样算过度？生育率低于替代值，肯定就是过度了。
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进一步促进这种性别分工和角色差异的溶解。人类有文化创造的能力，一些文化、思潮、制度，一开始也许只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削弱生物性的性别差异，但当它们本身成为独立于生产之外的文化积累机制以后，也可能是为了增加自身的吸引力，有意无意的解除整套性选择机制。
人类创造的那些精神文化，例如信念、信仰之类，对生育文化有促进或削弱的影响。有些信念以生育为目标，有利于大幅提升相同信仰群体的生育率。有些则以生产为目的，由于不同类别的资源投放之间存在竞争，生产的文化强了，生育的文化存在感就会很低，这会间接降低生育率。还有一些，则抑制生育与生产，崇尚某些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的力度和深度越大，例如变成，或走向极端，对于生育乃至生产的影响也就越负面。欧美式的环保主义，已经对生产力造成拖累。某些主义对生育率造成杀伤，也是有的。
由于知识分子是信念的主要发明来源，所以，有强烈精神追求和信念坚持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成为生育率最低的群体。发达工业国的许多知识家庭，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孩子少；孩子多的极少见。这也再次证明，城市化不是最好的避孕药；深度的精神追求才是。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但如果变成一种绝对主张，突破了确保更替生育率的底线，那就不好了。
5.生育-生产-文化的协调
人类有三种成果积累机制：生育、生产、文化。生育遵循性选择，积累的是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人类基因组。生产遵循以自然选择为原型的社会选择，或市场选择，人以族群国家为外壳，在各个生产层面与他人展开竞争，其成果是技术和产业。人类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文化。自从语言和书写发明以来，人类就开始获得了极为罕见的符号文化的保存、积累、改进机制。文化既可以提供创新去升级产业，也可以限制它、破坏它。
我们也有三个主要活动场域来对应这三种积累机制：
家庭：生育
市场：生产
学校：文化
我们需要学校来为学者们教授们隔离文化创新的风险，需要市场来筛选高效率的产品，需要家庭来稳定社群的基本盘。我们不需要的是它们穿越彼此、代替彼此。因为可积累可修改可迭代的符号文化，人类才有了如此璀璨的文明，才创造了如此多的演化上的新意。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让家庭、市场、学校各自发挥各自最好的功能。这种协调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大学的脱离社会实践和市场竞争，是刻意安排的，这样可以为学生学者隔离创新的风险，让他们更自由的探索，更大胆的试错。隔离试错和失败的风险，意味着堵住了他们的负的收益权，也意味着切断了正的收益权。放开风险、但给予正负收益权的，是市场。在市场里，竞争激烈，效率优先，高效率的背后是高伤亡率，只有高伤亡率，也才有高效率。在市场和学校之外，是家庭，这是在市场收益、创新试错之外的幸福港湾。
我希望这个很长的后记更好的强调了修身齐家的价值。家庭价值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人类社会能够得以延续和升级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为了强调家庭价值，让我们面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汹涌狂潮，面对一些奇特的精神文化的狂风大浪，多讲讲娃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