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圈”是巴菲特投资理论里的重要概念，而且巴菲特强调能力圈不是静态的，而是可以不断的扩展的。而能力圈延展的动力在哪，笔者认为来源于另外一个词—可获得性的变化。
1、可获得性—理想投资理论的现实困局
巴菲特提出“可获得性”的概念是在1965年的致合伙人信中。他指出，“我们尊崇的投资原则是，最优资产组合应由不同的投资选择的可获得性以及预期收益所决定，同时还要考虑最终实现的资产组合所导致的业绩波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同样是在这一年，巴菲特把其原有3类投资类别（即普通股投资、套利投资和控股型投资）扩展为4类。将原来的绝对低估普通股投资一分为二，分别称为“普通股—私人占有角度估值”(Generals—Private Owner Basis)和“普通股—相对低估”（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这在巴菲特整个投资生涯中是一段比较奇特的时期，因为这两个新品类的出现（特别是后一类）从某种意义上讲，撬动了整个格雷厄姆投资理论的基石—安全边际。巴菲特也在信中重申了他的担忧，他说这类投资面临着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风险，一旦这种风险变为现实，那么他们的这类投资将使他们变得很无助，虽然，他们在试图完善一种技术去克服这项风险。而这种新技术的开启和完善正是巴菲特的“能力圈”延展的结果。
但是，保守的巴菲特还是出手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在“普通股--相对低估”里大展拳脚。因为，他在其他3类品类里面临了极大的“可获得性”困局。现实逼迫巴菲特做出了一次选择，而这次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扩展了巴菲特的“能力圈”。而且，这次扩展的回报也是巨大的，在1967年，合伙人基金在这个品类上的平均投资额是19，487，996美元，投资回报14，096，593美元，投资回报率为72%，而对比在同期套利和控股投资，投资额为37，439，655，投资回报总额只为3，047，844。
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巴菲特清算了他的合伙人基金，按照他的说法在当时在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低估的股票”了。其实，笔者对于这点有两种可能的猜测，一种是巴菲特再一次面对了“可获得性”的困局，连“相对低估”的股票也消失殆尽；另一种是在前几年的信中提到的始终挥之不去的，对于“相对低估”所面对的风险的无助，在不断挑战他新的“能力圈”，从而使他放弃了这种不保守的策略。
无论如何，这是巴菲特投资生涯中一次重要的尝试，虽然这次“能力圈”的延展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对于巴菲特来说，至少两点收获是肯定的。一点是短期，1965至1968年实实在在的3年大于道琼斯的投资回报；如果没有这次尝试，可能巴菲特合伙人基金会早几年就被清算了；另一点是长期来看，这是他的以数量分析为主的价值投资理论第一次收到“可获得性”挑战，也是这种现实的挑战促使巴菲特寻求更多的方向，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圈”，从而才从格雷厄姆“二世”蜕变成“巴菲特一世”。
2、可获得性—从最优选择到次优选择
在伯克希尔公司早期的并购案例中，大多的并购对象，都是轻资产运营的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喜事糖果。在2004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明确把她划在出色公司的那一列。1972年购买的时候，只花了2500万，一直到2004年，伯克希尔在这家公司上总计的投入仅仅是3200万美元，而仅2004年，公司的税前利润就高达8200万美元。可想而知，32年期间，2500+3200万美元的付出带来的是多大的回报。
但是，随着伯克希尔资金量的扩大，使得这类公司的“可获得性”再次面临挑战，一是市场上这类出色公司本就是少数，二是对于伯克希尔这头巨鲸来说，实在难以找到如此多美味的小鱼小虾。
所以，可获得性促使巴菲特将其能力圈扩展至第二类公司—良好的公司。这类公司如早期的国际飞安和EJA，后期的中美能源和柏林顿北方圣太菲铁路。这类公司的普遍特点是需要持久的将其收入再投入到公司运营以获得发展，甚至需要额外的巨大资本投入。虽然，比起出色的喜事糖果，他们没那么可口，但好在口味不赖，又能填饱肚子。对于伯克希尔来说，也是次优但必不可少的选择。
正如巴菲特所说，“如果像Ted Williams那样做的，等球进入77个球框中最好的区域再挥棒，固然能维持超高的打击率；但，目前朝我们而来的球都在最好区域的边缘地带。如果打，成绩可能不太理想；但是不打，没人能保证下一球会更好。如果一直扛着棒子站在那里日复一日，也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可获得性困局”虽然难以令人愉悦，但往往也是“能力圈”延展的先兆。对于客观的困境，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奈，但起码别觉得无助，因为，“能力圈”是你自己所能延展的面对困局的答案。
就用《武林外传》里的一句台词来结束吧，“旺德福，泰瑞宝，我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