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专家证人模式&司法鉴定模式

“当事人自治与当事人利益驱动”，是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的两大基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充分利用了诉讼利益的驱动力，在当事人充分对抗的诉讼模式下，专家证人的对抗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提供了重要的砝码,在硝烟弥漫的诉讼战场上，自己选任的专家证人比法官选任的鉴定人更能直接表达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由当事人推动与主导的诉讼进程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意志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同样，大陆法系鉴定制度也根植于其诉讼传统，所不同的是，其职权主义传统以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力为特征，强调司法的效率和权威，在诉讼中以法庭主导和控制诉讼进程、法官的事实裁判权和司法调查权为核心。无论是当事人还是鉴定人均被笼罩在由法官代表的国家司法权威之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解决社会冲突的职权和责任，要求这些机关依据其法律责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地保护各种应当受到保护的社会利益。鉴定结论这一独立的证据形式就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它强调法官对鉴定的决定权，鉴定制作主体表现出中立性，更倾向于追求实质公正和效率价值，在司法中体现国家的司法权威。

在不同的理念支配下，专家证人模式与司法鉴定模式的表现形式差别巨大。在对抗制理念下，至关重要的是当事人双方均有机会挑战对方所出示的信息，而法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诉讼程序的公正，保证当事人均有机会实现其诉讼权利，而案件事实的发现，则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争斗”来实现的，法庭处于一种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在当事人提供了所有有关的信息后，法庭才对这些信息作出评估，并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因此，专家证人由当事人选任、聘请，他们与雇主的立场高度一致，依据其专业知识、经验或技能，在法庭上作证、提交结论、接受双方律师的询问，充分施展其专业影响力，为雇主当事人的利益展开竞技。而消极的事实裁判者则端坐一旁，冷静地评估双方专家证人在提交结论、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律师的调查询问过程中呈现的证据的各个方面，从而最大程度地发现真实，增进裁判的准确性。而在职权主义理念下，进行事实调查、，， 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掌握在法官手中， 因为这是法官调查事实真相的一种手段，。

可见，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对案件真实的追求采用了直接的方式，对超出法官认识能力的事实认定，由鉴定人辅助法官进行，刑事鉴定被视为是法官认识能力的延伸。事实问题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鉴定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整个鉴定制度都围绕着如何保障解决诉讼中的事实问题展开。在司法实践中，法庭科学的发展使得刑事鉴定在诉讼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则通过鉴定人来实现。

虽然两种模式有着迥异的制度表现形式，但二者对发现事实的渴望却是一致的，专家证人通过激烈的对抗最大程度地揭示真实，而鉴定人则直接接受中立的法官的领导，对鉴定事项做出客观不偏倚的结论。二者看似基于不同的法律理念而反映出来的制度安排，在效果上却是殊途同归。总体来看，模式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专家证人模式和司法鉴定模式在具体制度安排上虽然不同，但在如何帮助事实裁判者获得对案件中专门性事实的认识这一基本目标上却是惊人相似的。

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被看成是“法庭的助手”，，同时，由于鉴定人属于事实审理者的辅助者，因此在诉讼中对事实问题的认定起到关键性作用（当然，其对涉及法律评价的领域并无权提出意见），事实审理者如果不予采纳鉴定人的鉴定结果，必须以一种可以检验的方式及基于鉴定结论的分析来说明不采纳的理由。，,一般也不会轻易地否定鉴定结果，所以，事实审理者对鉴定人的依赖性相当强烈，鉴定人实际上起到了事实审理者辅助人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案件中达到了代替事实审理者认定案件事实的地步。

虽然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在诉讼地位上表现出上述巨大的反差， 但这并不排斥二者在以普通证人作为参照物下所显示出的如下共同特质：

1.专家证人与鉴定人均具有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并有出庭作证义务

尽管专家证人与鉴定人权利范围不同，但二者具有许多相似点。他们都有阅卷的权利和调查证据的权利，英美法的专家证人阅卷主要在证据开示阶段， 在当事人自治的理念下， 其聘请的专家证人也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进行调查取证；大陆法的鉴定人由于是法官选任出来的，阅卷则更加自由，在调查取证方面，鉴定人权利更加广泛，拥有勘验、检查、甚至是询问被告人等一系列权利。另外，专家证人与鉴定人均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一旦被选任，他们不仅应尽职作出鉴定结论，并且都要以当庭口头报告的形式发表其结论。

2.专家证人与鉴定人均具有人身可替代性

专家证人及鉴定人参与诉讼，是基于当事人或者法官的聘请或选任，聘请及选任的依据是专家和鉴定人的专业水准、经验水平及其在法庭上的说服力，他们是可以被更换、取代的。在大陆法系，只要进入管理名册的鉴定人具有案件审理所需的专门知识和特别经验，都可以被法官选任；在英美法系，当事人对专家证人的选任完全自治，即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而替换专家证人也是正常的。

人身可替代性是专家证人及鉴定人与一般证人最显著的区别。一般证人之所以参与诉讼，是基于其亲身参与了案件某一过程，无论是犯罪行为的目击者、知情人、自首者、卧底，还是提供犯罪嫌疑人不在场证明的证人，他们都对案件事实有不可或缺的认知价值，这种认知只有证人本人拥有，具有人身依附性，是不可能为其他人所代替的。而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对案件的认识时间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在时间上要晚于证人，他们作证是基于特别的知识或经验，并且经过试验或推测而得出结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别于一般证人。

3.专家证人与鉴定人均可发表意见证据

意见证据规则是一个否定式的规则，它所指向的实际是排除意见证据，这与英美法国家证据规则的传统有关。由于英美法的法律渊源为判例法，因此其肯定性的规范大多存在于判例之中， 而证据规则的重要宗旨是防止那些会引起偏见的非法证据进入陪审团的视野。因此，英美证据规则多为否定性和排除性的法律规范，正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塞耶所说：“在众多繁杂的证明事项中，证据法主要确定何种类型的事物不能接受。这一排除性功能正是我们的证据法之特质。”与这种否定性规范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成文法确立法律规则，其绝大部分是肯定性的法律规范。然而，尽管意见证据规则起源于英美法，但是这一规则也被大陆法接受和运用，台湾法学家黄朝义先生在《刑事证据法研究》一书中讲到：“鉴定书上所载之内容，性质上虽属于对事实所为推测后之意见（意见证据），惟其系属鉴定人依其特别知识经验，能力或技术检验事实后所为之推测，在内容上有其可取之处，所以仍得采为认定事实之证据。盖因鉴定报告之意见系由具有特别知识经验之专家所提出之专业意见，不失为属于科学上之判断。”可见，专家证人和鉴定人所发表的言论和推断，是意见证据规则的例外，他们“可以其所拥有的来自于具体案件事实之外的知识来作证”，并且被法庭采纳。

， 英美法系对专家证人资格的管理较为宽松，主体广泛、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具有某领域的知识或技能，对法庭审判有帮助便可以被聘请为专家证人，这取决于当事人进行诉讼支持己方的需要。法庭往往只关注专家在法庭上的作证能力如何，而能力的形成过程往往是说明其现实能力程度的一个参考因素。进入了诉讼的专家证人，英美法系通过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抗，或者双方专家证人的直接对抗来实现对专家证人的资格审查，这对专家证人的专业水平、表达能力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对鉴定人的资格要求上，大陆法系比英美法系更严格。大陆法系鉴定人的资格有严格的认证原则，采取的是事前审查的方式，由相关机构对鉴定人的资格预先统一确定。各国依行业标准或统一的鉴定人标准制定鉴定人名册，对鉴定人的学历、经历、职业水平均有详尽的、严格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法官方可从鉴定人名册上选任相应鉴定人。有的国家还规定，如果不在名册上选任鉴定人，法官应当说明理由。大陆法系在诉讼中对鉴定人适格性的审查一般不会直接指向鉴定人资格，而更多的是针对鉴定人的专业与待鉴事实相符、是否满足回避、拒却等程序性要求等。因此，可以说，、鉴定人的资格问题上，采取了明显不同的方式，英美法系是进入诉讼的条件宽松但审查严格的方式，大陆法系则采用进入诉讼的条件严格但高度信任的方式。

两种模式在主体范围上的另一个差异是鉴定机构的地位问题。由于英美法系对专家证人作证能力的质证，要求专家证人在主体上必须是自然人；而大陆法系国家对此则没有严格规定，虽然多数也表现为自然人，但并不排斥鉴定机构的鉴定主体地位。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承认鉴定机构主体地位的国家，如果一个鉴定机构的多人共同鉴定某一事项意见不一致时，一般原则是分别出具鉴定结论意见，而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尽管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在诉讼中出具的结论均属意见证据，但二者在在立场上有着明显区别。英美法系各国虽然在立法上均要求专家证人对法庭负责，，但由于对专家证人的分别选任和报酬支付，在司法竞技的环境下，被聘任的专家证人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己方立场，专家证人通过向当事人提供利于其主张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相当的报酬,许多情况下与代理律师合为一体,置于同一方当事人的阵营而与对方对抗。更有评论家评论说，专家证人无异于“雇用的枪手”而失去了独立性。而大陆法系则十分强调鉴定人的中立性，一是因为刑事鉴定被国家司法机关垄断，为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则必须保证为其提供关键事实的鉴定的公正性，中立性是基础。二是因为鉴定人作为法官在认识专业问题上的辅助人，鉴定人的中立性是法官中立性的延伸。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回避制度成为大陆法系司法鉴定的独特安排，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十分强调鉴定人的中立性，鉴定人的回避制度大多同诉讼法中普通的回避制度同一，并详尽的规定了针对鉴定人选任和出庭的拒却制度。而在英美法的专家证人模式中，由控辩双方掌握聘请专家证人的主动权，双方各自选任自己的专家证人，实质上是把专家证人当作有利于本方的一种证据来源，因此，自然没有鉴定人回避之说。

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在诉讼中的立场差别，有不同的弊端和制度应对。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有专家过于倾向于己方，由于中立性的丧失削弱客观性，导致忽略事实的弊端，大陆法系则有鉴定人过于依附于法官而削弱客观性、忽略事实的弊端。英美法系通过证据开示和法官在庭审中的程序控制来防止专家证人的激烈对抗导致不必要的讼累，而专家证人的直接对抗本身也可以及早的暴露诉讼在事实认定上的问题，有助于当庭解决得出结论。大陆法系则通过严格的鉴定人的回避、拒却制度来保证中立性，但总体来说，鉴定人作为法官的辅助人以追诉犯罪作为目的，仍是符合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的。因此，无论是专家证人还是鉴定人，其中立性均是相对的，而在诉讼中的基本立场却和诉讼模式密切相关。

鉴定人出庭是鉴定结论的举证方式。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有书面报告和鉴定人出庭证言两种形式，鉴定人出庭陈述鉴定结论则是必需要件。鉴定结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被作为人证而非书证，根据直接言词原则，鉴定人应经过合法传唤出庭，并以口头形式提供鉴定意见、接受质证，并由法官亲自认证，否则不具有证据能力。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使用书面鉴定结论作为替代品。鉴定人不能因其提供书面鉴定结论而免除到庭以言词陈述的义务，一般情况下也不得因其书面鉴定结论而将鉴定结论简单或者随意转换成书证的调查程序。

大陆法系国家视鉴定结论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与其他证据种类并列， 同时立法上又大都规定对其准用人证的质证规则。对鉴定结论的质证采取法官主导、当事人参与的职权主义质证模式，当事人对鉴定结论进行的质证必须在法官指挥下进行；法官除指挥当事人进行质证外，也可以直接询问鉴定人。

在大陆法系中，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方式与各国的诉讼模式有密切联系，基本上可以分为法德模式和日意模式。法国、德国对鉴定人质证有大陆法系的传统特征，由法官主导当事人进行质证。如法国刑事诉讼法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中，鉴定人出庭参与辩论，、当事人或律师的要求，向鉴定人提出任何委托其进行鉴定范围内的问题。法国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不是当事人与鉴定人的直接对话，而通常是通过法官来主导，有时只能通过法官安排，鉴定结论问题的对质才有可能发生。日意模式的鉴定结论质证引入了当事人主义色彩，其在立法上不仅规定了详尽的交叉询问程序，在保留了法官质证指挥权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当事人的质证权，加强了当事人的直接对抗，鉴定结论此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对抗焦点。

、质证方式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所致：

一是专家证人、鉴定人的选任制度。在英美法系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对专家的自行选任使得专家证言的偏向性难以避免，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专家证人不可避免地偏向于己方，彻底的交叉询问是明辨专家证言真实性、正确性的必需。在平等武装的前提下，双方的专家证人也能够势均力敌的进行对抗，而不像大陆法系的当事人那样，面对鉴定人无力就专业问题进行攻击和有效质疑。另外，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审查机制也要求了必须要在庭审中对专家证人进行详细询问， 如果不对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那么专家的适格性、专家意见的相关性等均得不到保障。而在大陆法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下，鉴定人的选任和质量控制往往由法官亲自进行，而无需单纯依靠交叉询问予以保障。

。从鉴定人质证的日意模式可以看出，、鉴定结论的质证上没有根本分歧，完全可以互相借鉴。日本和意大利的鉴定结论质证模式很好地结合了大陆法系传统的质证方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质证方式， 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一方能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鉴定人，尽可能的发挥法庭质证对鉴定结论的辨明作用，对认识案件事实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大陆法系的法德模式与英美法系专家证人质证相比较，质证方法深受各自诉讼模式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专家证据和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往往直接关系到诉讼结果，也就成为了各种诉讼制度的主要着力点，能够更清晰的反映诉讼制度的内在特征。

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立法一般都存在于专门的诉讼程序法中，没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这样的单独立法，因此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缺乏详尽的规定，加之对于鉴定人的专业资格采取的是“事前统一审查”，即由相关机构对鉴定人的资格预先统一确定，具体诉讼程序中则不再对此进行审查，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对鉴定人的适格性审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托鉴定的司法机关在委托鉴定人的时候，需考虑专家所擅长的知识领域与待鉴事项之间是否一致，但这只是对专家资格的一个方面进行审查；二是当事人对鉴定人的适格性提出的异议，法官对鉴定主体的合法性审查远不如英美法国家复杂。 由于鉴定事项是由司法机关在委托鉴定人前就决定了的，法庭对于鉴定人的资格、鉴定结论的内容的相关性基本上不予质疑，大多只是从证据形式、证据的使用程序、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对证据能力作出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几乎是被认为具有天然的证据能力，而不像英美法系那样，将专家证言的可采性作为重点审查的对象。

有必要指出，，但在采同一法系的国家之间对待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上还是有些许区别。在英美法系内部，各国对专家证言可采性问题关注的焦点是有差别的，英国比较注重专家证言的“关联性（Relevancy）”、“必要性（Necessity）”和专家的“适格性（Competence）”，以及专家证言是否僭越了“最终争点规则（Ultimate Issues Rule）”，美国则更注重专家的资格（Qualification）、有益性（Helpfulness）和可靠性（Reliability）等。在大陆法系，由于各国立法例的差异，各国对证据能力要件及内容方面也有不同要求，举例来说，宣誓义务在各国并非均为必需义务，在规范要件论述中如果以宣誓义务举例，可能会导致将非普遍立法例普遍化，引起误解，因此规范要件和事实确定以虚拟和条件语句表述。

传闻证据规则对大陆法系证据规则也有影响，德国的赫尔曼教授曾指出，在德国刑事诉讼中，有三项原则与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相关，即听取陈述原则、口证原则和直接原则。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对案件事实有直接感知的人必须出庭作证，各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都有明确规定，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0 条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传闻证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 条规定：“对事实的证明如果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感觉之上的时候，要在审判中对他进行询问。询问不允许以宣读以前的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而代替”；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是规范专家证言（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无论是专家证人还是鉴定人，一旦接受选任就意味着其负有出庭义务，而不得仅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出具意见。

而大陆法系则采取“庭前控制”的做法，通过建立鉴定人名册来限制鉴定人的资格，名册中详细说明了鉴定人的教育程度、学术成果、专业资历等，供法官选择。因此，法官一般认为其选任的鉴定人是具有专业资格的，其鉴定结论一般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对于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审查，除非出现形式上不可采的法定要素，法官才依职权将其排除，但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非常小，大部分还是当事人对鉴定证据能力提出质疑，请求法官审查并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法官并不像大陆法系的法官那样依职权主动对证据能力进行否定，而是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进行审查，否则即使法官认为可采性可能存在问题也不会主动审查，此外，当事人也可以在通过协议来确认证据的可采性，这些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则集中在庭审后的举证、质证和认证阶段（当然，由于审前准备程序有一个举证阶段，通常会有法定期限供当事人举证，超出期限提出的证据也会被否定证据能力），要么由法官依职权主动对欠缺法律要件的事实材料的证据能力给予否定， 要么由当事人在质证中对鉴定人的资格、待鉴事实与鉴定结论的关系、鉴定结论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等提出质疑，再由法官决定是否否定其证据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由于其特有的预审制度，在预审程序中便开始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进行审查，这样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审判阶段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发生。然而，由于当事人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很难对鉴定结论有效的理解并对其实质内容提出质疑，对于这种缺憾，意大利设置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对当事人进行专业帮助，可以有效地对鉴定结论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质疑从而否定其证据能力。不过，当事人的异议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否审查或否定对方材料的证据能力，仍然处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证据能力的认定主体只能是法官。

在英美法系，证明力问题属于事实裁判者即陪审团的裁定范围，陪审团采取消极被动听审，集体判断的方式来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 大陆法系则由立法明确规定法官对鉴定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心证，从而得出判断。自由心证是法官权威的核心表现，不过自由心证的过程和理由须在判决书中详述，法官也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帮助自己理解鉴定证据，以此做出更准确的裁决。而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则由没有受过法律职业教育的“外行”组成，缺乏法庭审判的经验和事实判断，他们只能就自己日常的知识经验去理解专家证言的内容，陪审团只能坐在陪审席上听取专家证人的陈述和交叉询问，不可以像大陆法系的法官那样主动发问和控制庭审进程。在陪审团听取了双方的辩论后，就退入评议室集体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而大陆法系法官则个人独立做出判断。

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证明力一般不是由法律事先规定的，而是经法官自由判断来决定，这似乎没有或无须构成要件，达马斯卡曾说过，“在大陆法系，反抗罗马教会证据法的主要根据在于：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极难驾驭，因此绝对不能唯立法者的马首是瞻；而且其非常复杂，所以绝不能用一套法律分类标准来一网打尽。”

然而实际上，证据的证明力并非毫无规则，它主要“包括证据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该证据具有何种可信程度的证据可信性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此理论和技术层面上，这与英美法系是相通的，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审查专家意见也是用“可信度”（Credibility）来衡量的，不过，大陆法系的法官由于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深厚的法律素养，对证明力的判断要优于普通人，因此可以更好地掌握何为达到一定的“可信度”，与此相比，陪审团成员运用的则都是“日常生活中判断事物的重要性时所使用的方法”，因此对专家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容易流于表面和形式，因此也有一套细致的标准来衡量其“可信度”，具体内容在本书的专家证人模式部分已经有详细描述，不再介绍，而双方专家的激烈对抗和高超的辩词技巧，更可能使陪审团充满迷惑，难于分辨事实，因此法庭经常要提醒专家证人注意其言辞的偏向性以免误导陪审团。

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初衷是通过专家对抗充分的展现事实问题在专业和经验层面上的细节，以便事实裁判者能够更好的作出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但现代刑事诉讼对法庭科学的依赖使案件审理有复杂化趋势，专家证人在诉讼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控辩双方专家证人的激烈对抗和对己方诉讼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复杂的法庭科学加上高超的论辩技巧使得刑事诉讼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偏离了通过专家证人发现事实真相的初衷。美国证据法学家Langbein将专家证人比喻为在律师演奏下而发出旋律的“萨克斯风”。另有学者评论，专家是因为其观点与当事人的抗辩理由一致才被挑选出来的，这就破坏了专家的权威性，专家证人都是些“雇佣枪手”，忠于他们的委托人，失去了独立性。为了各自的诉讼利益,控辩双方往往不是基于澄清案件事实去寻找最优秀的专家,而是为了获得胜诉去寻找最支持己方观点的证人。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证言不仅在专业问题上的可信性降低，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使用还为法官裁判案件设置了障碍。经过庭前培训的、有着丰富作证技巧的专家证人懂得如何进行有利于己方当事人的意见陈述，法庭辩论的形式掩盖了其发现真相的目的，为法官认识案件事实制造了困难，使复杂的案件更难作出结论。

专家证人制度中的过度对抗，并不利于发现事实真相，而在大陆法系，则缺乏有效对抗。大陆法系由于采取国家垄断司法鉴定的制度，鉴定人以法官辅助人的身份出现在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并不直接对当事人负责，当事人也无权自行就专业性问题在诉讼中寻求支持，因此鉴定人在诉讼中不仅对当事人而言是获取涉鉴事实真相的惟一渠道，对法官而言也是。这就造成了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官都对鉴定人产生了严重依赖， 当事人和法官均因刑事鉴定的专业性而对鉴定结论不能有效质疑，只能依靠鉴定结论控制体系来保障鉴定结论的质量，在个案中缺乏对抗、不利于明辨事实。

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专家证人资格准入制度的缺乏， 在庭审中大量的精力被投入到对对方专家证人的能力审查上，不仅造成不必要的诉讼耗费，而且容易使庭审偏离发现真实的方向而转为攻击专家证人。英国近期围绕专家证人资格问题进行了改革，有建立专家证人的资格准入机制向大陆法系的做法靠拢的趋势。由沃尔夫勋爵牵头的英国司法制度改革运动将制定具体的专家证人标准纳入了改革的日程。而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鉴定制度改革，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了技术顾问制度，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通过国家聘请的技术顾问协助己方参与刑事鉴定， 起到了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的作用。

（2）-2 保障专家证人和鉴定人的客观性

， 但实际上由于各自模式的特点，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在其各自的诉讼制度内均没有完美的实现其客观性。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专家证人选任和庭审中的诉讼竞技影响，使专家证人严重偏向于己方，而有丧失客观性的危险。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人则因法官选任和指挥的原因，使鉴定人有依附、听命于法官而丧失客观性的危险。对客观性的保障，一是从根本入手，将客观、中立的作证、鉴定作为专家证人、鉴定人基本义务，二是通过引入有效的质证程序，对有可能丧失客观性的专家证言和鉴定结论进行检视，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质证制度，因此其改革方向应着眼于强化专家证人的法庭义务和客观责任，增加法庭选任中立专家证人的使用。而大陆法系在不改变法官选任鉴定人、指挥鉴定人的前提下，适当的引入针对鉴定结论的有效质证机制则是其改革的方向。

因此在保障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客观性上，大陆法系有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现实需要，意大利刑诉法改革中技术顾问制度的建立是典型的立法例。

（2）-3 改革专家证言和鉴定结论的庭审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因为控辩双方滥用专家证人导致过度对抗，从而引起诉讼耗费和拖延，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对抗，提高效率；而大陆法系刑事鉴定的制度缺陷在于当事人无力参与刑事鉴定的质证，导致刑事审判对鉴定结论的过度依赖，因此引入适当的对抗机制，实现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有效质证，是大陆法系刑事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鉴于专家证人制度在诉讼效率、诉讼费用上的缺陷，英美法系国家将专家证人制度改革重点着力于防止当事人滥用专家证人上， 主要包括弱化双方专家证人的对抗、鼓励控辩双方合作、限制专家证人的不必要使用、明确专家证人的法庭义务等方面。

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模式则因为缺乏对抗则导致对鉴定公正性的广泛质疑， 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则围绕着如何增加对抗机制来进行。如意大利则通过司法改革在诉讼中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建立刑事鉴定中的技术顾问制度，来辅助鉴定人参与鉴定活动的实施，并向当事人负责。技术顾问制度的建立大大提高了控辩双方在鉴定过程中的作用， 技术顾问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能够在庭审中强化当事人之间针对鉴定结论的有效对抗，使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也能够受到控辩双方的有效质疑。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结合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其刑事鉴定制度既保留了大陆法系传统的刑事鉴定特征，也改革了鉴定结论的庭审模式。当事人在技术顾问的辅助下，能够有针对性地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同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引入使得双方当事人能够更充分的直接对抗，由此对鉴定结论便有了三方真正参与的可能，不仅为法官采信鉴定结论提供了更好的参考，也大大削弱了法官对鉴定人的依赖。

综上所述，专家证人模式和司法鉴定模式的融合，有着广泛的动力和现实的可能性，在保障刑事鉴定的诉讼效率和鉴定的客观性上，。我国的刑事鉴定制度改革，不应作旁观者，而是应当在基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以其现有的制度成果为参照，进而寻找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情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