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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自己好话的人，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如果从其内部观察，都不外乎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
▍ 一
达利的一批作品正在上海的两个展览馆同时展出，真迹夹杂在高仿品之间。近距离看到那张地球人都认识的脸，忽然觉得它如此陌生：那上面长了一团让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困惑？惊奇？冷漠？窃喜？孤傲？失望？嗔怒？说不清。想一想与达利同级别或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名人：他认识的大画家毕加索，设计天才可可·香奈儿，电影导演布努艾尔，诗人加西亚·洛尔卡，都是大艺术家，可无论哪个人的照片，都不像达利那样，那么不真实，那么拒人千里之外，那么缺少真实的性情。
篇首所引的奥威尔语，出自其短文“萨尔瓦多·达利札记”的开头。该文作于1944年，达利正在美国避战，享受着其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的出版引发的轰轰热炒。单看书名，他就像是写了一本本该由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似的，没等别人起底，就抢先自曝。从1920年代末以来，他的名气和地位就青云直上，出一本暴露个人隐私的自传绝对能造福出版商，但奥威尔指出，书中的细节肯定有很多不实，达利脑洞大，想象力惊人，惯于夸大、扭曲、偏移、变形，他把这技术用到了自传写作之中——所以他撒谎了。
但奥威尔随即又说：“即使最不诚实的自传……也可能在无意间暴露出传主真实的一面” ——就好比说，你戴着手套去打开一扇别人家的房门也会留下痕迹，歪曲的痕迹。
达利撒了哪些谎，又暴露了怎样的真实？
▲资料图：达利
简单来说，达利以夸大的方式讲了他童年以来做过的各种古怪惊悚的事情：踢妹妹的脑袋，把别的孩子从大桥上推下去，咬一只蝙蝠，挖死驴的眼珠，跟未来的妻子加拉初次亲吻时耸动的交锋——
我把加拉的头推到后面，再拽着头发拉回来；我歇斯底里地颤抖着，命令她：
“现在，告诉我你想让我对你做什么！不过要慢慢地说，看着我的眼睛，用最下流、最、最能是我俩感到羞耻的词句！”
加拉的表情，由愉快一变而成为专横，回答说：
“我想要你杀了我！”
这是真的吗？看多了达利的作品，你就相信他在真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乖戾。不但有暴力倾向，而且达利还是个“嗜痂成癖”之人：恋尸、恋血、窥淫、性倒错、食屎……他在自传里坦陈了自己的重口味：他画《大狂》，他也坦陈自己成性，他画《窥淫者》，他也确实喜欢窥看他人行淫，晚年他们夫妇住在自己的城堡里，有专人输送男女名模过去，特别是长有女人态的男人，供他“观看”。
奥威尔1950年就死了，年仅47岁，而达利和他差不多同龄，活到了1989年，奥威尔不知道，达利的《出租车里的腐烂女模特》一画中的意象，后来也真实发生在了达利本人身上。那是1982年6月10日，他的妻子加拉去世于巴塞罗那，达利想把她迁回到他们的城堡普勃尔，但他自恋成性，从来不肯走任何正规程序，也不懂那些。他把加拉放在自己的凯迪拉克车后座上，安排一名女护士守在旁边，一路开了回去。晚年的达利实现了他画画时的梦想：车里的女尸，只不过他雇了巴城当地的医生给加拉抹上香油，没让尸体半路就腐烂。
▍ 二
对达利的“怪癖”、“恶癖”，如果去掉道德谴责的感情色彩，可以说，他是先给自己叠加许多“身份”，然后把它们落实在画布上。他想做很多人：六岁时想做厨师，；他想做天才，想做疯子，想做怪物，想做野兽，想做自我阉割者，也许还想做一个埋头吃粪的人，当他着手画出自己梦想要成为的样子时，他就模糊掉了生活和艺术、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线：不管在画布上扭曲的人形里，还是在现实的血肉之躯中，他都是上述所有的身份。
让奥威尔感到不舒服的，首先是这种蓄意的模糊，其次才是屎尿、粪便、肮脏的肉体、瘫软的钟、各种粘糊糊的不明物体、窥淫、暴力、阉割，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所引发的强烈恶心感。他写道：
“（达利自传中）记录的一些事情，一看就不可信；而另一些事情，或者被重新编排过，或者被美化，日常生活中那些丢人的事、平常的事，都被去掉了。就连达利都认为自己是个自恋狂，而他的自传，不过是粉红色聚光灯下的表演。”
他说的“一看就不可信”的事，是指那些太破下限、太没节操的细节，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说，三十年前，某人被灌醉后醒来发现丢了一个肾，肯定是假新闻，但如今我们都笃信有加，还会互相提醒，因为我们对世道之黑暗程度的认知早已更新过了；奥威尔也不能相信这种事情会是真的：孩提时代的达利，一日得到一只翅膀受伤的蝙蝠，给它做了一个临时小屋放进去，第二天他去看蝙蝠，大吃一惊，蝙蝠已经半死不活，许多蚂蚁占领了它的身体：
突然我做了一件不可理解的行为……我迅速捡起了浑身蚂蚁的蝙蝠，把它举到嘴边，我伤心得无以复加，但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亲吻它，而是用我的上下颚给了它狠狠的一口，好像都快把它咬成两半了。我带着强烈的恶心感把它扔到了洗衣房，逃之夭夭。
崇拜达利的人，会怎么看这件记载的真实性？单是想想那个画面就够头皮发麻的了。对奥威尔来说，它太不可思议，太不可理喻，而达利的文字又炫目而夸大，仿佛在播放一出戏剧。这样的隐私轶事曝得多了，达利越是自述，他的真实生活越是成谜；在后边一点的地方，他甚至不无得意地提到了“伪记忆”的妙处：“伪记忆和真记忆之间的区别，就跟假珠宝和真珠宝的区别一样：假的总是要比真的更真，更绚烂。”
还有一件更奇特的事情：《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上市时，封面上就注明，这是一个名叫哈孔·M.谢瓦利耶的人的译本，但其中只字不提作者写作的情况，谁也没见过达利的亲笔书稿——原版本。译本取代了原版，没有人可以核对译本的准确性，得到准确的答案。达利以这种方式，把“初稿”和“定本”的概念都给损毁了，再好奇的人，手里都只有一本书，根本不知如何去研究、去核实。
真是一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加泰罗尼亚人。
▍三
达利的狡猾，可以用他的艺术理念来解释——或者说辩护。
谁都看过美丽的西方风景画、静物画、人物画、历史和宗教题材的油画。它们都是前现代和现代的产物，即使到了印象派时期，画面也是给人以美感的。画家们试图确认和树立一些什么，美，崇高，一个人物的身份，或是画家本人的身份，诸如此类。然而，你看达利25岁时的作品《大狂》，他那时就已开始辣手摧花，全盘粉碎前人的基业了。《大狂》是一幅“自画像”无疑，可你在里面看不见达利本人的真实样子，一如他的自传里的诸多回忆，教人着实难辨真假。
没有具体的东西，在一大摊粘糊糊的黄色物体内外，只有一些蚂蚁、一只大蚂蚱、一个女人的侧面以及一个男人的大腿和生殖器是可以看清的，我们几乎辨别不出达利的外貌，不知道哪一根线条可能是他的脸轮。画面里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画家是在杀掉人们对真实和具体的期望，他打观众的脸，而不是感染他们，告诫他们，或荣耀他们。在自传中，作者也故意用含糊、虬曲、夸大其词、自相矛盾的语言，反复表现他的自我：极端自私，喜怒无常，时善时恶，无可捉摸。
他要的就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他的狡猾就在于，他总是既给出关于他自我的信息，同时又阻止观者形成任何关于这一自我的具体印象；他总能勾引人们的注意，但人看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不能不提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对达利的影响。达利写到过与拉康会面，两人发生争论的事情。拉康认为，画像行为同时包含了认知和疏离两个过程，画布上的图像既是艺术家的一个面向，同时又是独立开来、与艺术家分离的一个实体。它同时是“我”与“非我”。
拉康的观点，撬动了“个体”的根基，个体不再是具体的、稳定的、完整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肖像，一个镜（画）中人，实际上脱离了主体，而又向主体投来回望的凝视。《大狂》显示达利很懂拉康这一套，他用这么一些奇特的形象，既勾引观众，又不让他完全看清他的样子，既遮蔽“自我”，又给出一些关于“自我”的暗示。
▍ 四
既然什么都看不清，那么看到“传主真实的一面”一说又从何而来？奥威尔说，他无法确定达利的书里什么是真实，什么虚构，但他闻到了味道：“这是一本发臭的书”，他也领会到了“达利的道德氛围和心理状态”。
达利的成名，差不多是从1930年开始的。最初，他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位主将，这个运动最壮健的两只翅膀，一明一暗，一只叫离经叛道，另一只叫伤风败俗。骂他的人有的是，奥威尔最熟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降，经爱德华七世以来越发浓烈的道学风气，他们看见恶心的、按过去的标准根本不宜入画的意象就勃然大怒；与之相反，是那些欢呼欧洲旧道德崩溃，对“附庸风雅之消失”欢欣鼓舞的新大陆的媒体人和商人。达利是在美国大红大紫，走上人生巅峰的，美国的《时代周刊》在1936年让达利上了一次封面，从那时起，看过很多达利“自画像”的人，才算真正开始了解他的模样。
奥威尔对这两类人都十分不齿。他说，达利是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要比绝大多数谴责他的品行、嘲笑他的画作的人强五十倍”，但是，像达利“这样的人能够成功，社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我敬佩他的立场。能否做出第三个选择是对人的考验，因为前两个选择，即“支持”或“反对”，总是能够轻松地聚集起智商欠奉、思维能力低弱、行事虚浮、惯于从众的人，而他们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一件事可以持有，甚至必须持有双重看法。在不懂先锋派艺术的伪善的保守派，和全盘接受达利堕落的灵感、并设法资助他的人之间，奥威尔的第三条道路，是留给那一小撮心足够热、眼足够冷的人的。
他承认达利的天才，但他提醒人们注意，“永远只走一条变邪恶的路，永远只做些骇人伤人的事”：
“在五岁时，将小男孩推下桥，拿鞭子抽打老大夫的脸并且打碎他的眼镜——或至少梦想着这么做。二十年后，拿剪子剜出死驴的眼珠，如此，你总会感觉到自己不同凡人，关键是还能捞到好处！这比犯罪可安全多了。”
奥威尔暗讽达利是在以天才和艺术的名义做不下于犯罪的勾当。不过，与直接诉诸道德讽刺或谴责相反，他对达利的评价是“一个暴露狂和野心家，但不是骗子”——他的画作和自传之中的伪装伎俩，其实是一种自我暴露，他掩藏自己真实的样子，却并不掩盖自己的目的和欲望。
达利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名利。奥威尔绝不赞同达利博名的手段，但社会却吃他这一套。时势造就了达利：1930年代既浮华又腐化，“世故之风劲吹，欧洲的每个首都都充斥着贵族和食利者”，，而致力于资助艺术。”达利踩在了风口上，一飞冲天。而在另一篇论阿瑟·库斯勒的文章里，奥威尔更曾写道：“自1930年以后，世界就没有给人们任何保持乐观的理由，放眼望去，除了谎言、仇恨、残忍和无知，没有别的。”达利不把自己包装成彬彬有礼的君子，也不仇恨谁，他只是残忍，好卖弄，缺少起码的道德感，而疯狂追捧达利的人，在奥威尔看来，只是无知。
那么名人，尤其是艺术家，究竟是否应该远离丑闻和恶毒污秽的趣味，洁身自好，给社会做出道德表率？达利这么出众，本该拥有引导社会向善的责任感，可他（在奥威尔看来）反其道而行，还享有所谓“神职人员的特权”：神职人员犯罪，可以不受普通法庭的管束，艺术家恃宠而骄，恣意行事，人们却予以充足的宽容。在这里，奥威尔说出了几句点睛之语：
，如果发现他有在火车车厢里小姑娘的癖好，我们也不能跟他说，你接着干吧，说不定哪天你又写出一部《李尔王》。”
▍五
奥威尔的这篇谈达利的短文，原本要收入1944年的一本文选《周六书》里。但在最后时刻，出版方把文章拿了下来，理由是“淫秽”。
再没有比这更反讽的事了：一篇谈及达利的“淫秽趣味”的文章遭到自我审查，最后被毙，而文章围绕的那部诲淫诲盗的自传却畅销无阻。由此可见，达利当年在西方世界，那真是一呼百应、孤独求败，也正因如此，奥威尔以其勇敢、诚实、三观端正撰文批评，才更值得尊敬。
他还有很多理由可以攻击达利。别的不说，西班牙内战时期，达利带着太太躲去他邦，而奥威尔却远道驰援，参加自己关心的事业，并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部纪实名作。达利的好友，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惨遭长枪党杀害，达利的亲妹妹安娜·玛丽亚被逮捕、拷打，落下了终生创痛，这些都没能动摇达利保持中立的坚定念头，实在说不过去。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仁基本都是，同情苏联，崇拜列宁，那时都与他断交了，尤其是该运动的旗手，法国诗人布勒东，直斥达利身上有纳粹主义的味道。——谁能说他讲得不对呢？
▲资料图：达利名画《记忆的永恒》
欧洲战事将起，达利只想躲得远远的，结果选择了法国的波尔多，当入侵法国，他又逃回了西班牙，站在亲佛朗哥的一边。最后，美国人再度向他敞开怀抱，以兼容的天性、“拯救欧洲”的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让他安居乐业，名利双收。
但奥威尔克制着，没有挖苦他的胆怯、犬儒、苟且偷生。相反，他既坚定，又略微无奈地告诉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达利：艺术可以既对又错，既善又恶，一件作品可以同时闪耀着天才的灵光和无耻之尤的颜色。
“我们应当牢记两个事实，即达利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个令人厌恶的人。这个事实不能否定或影响另一个事实。我们对一堵墙所提出的要求是，它得立着。如果它立着，就是一堵好墙；至于它立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墙，也应该被推倒，如果它所维护的是集中营的话。”
在一个底线之上，把不同的问题分别清楚。像“顾城杀妻”之类隔三差五就要被人翻起的讨论，也是可以拿这段话做尺子来度量的。
▍ 六
称达利为邪恶的天才，绝不过分。有了他之后，人们压抑在内心的很多邪念都盼到了出头之日（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人们可以无限地想望，从达利那里欣赏到怪诞、诱惑乃至丑恶的行为：它们都被合法化了，以天才的名义。人们用自己的眼球、舌头和钞票鼓励达利这么做。只有奥威尔唱了反调，而且无情地指出了达利争逐名利的真实企图。
虽然同属“西方”，但在欧洲和在美国，达利得到接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1934年后，达利就脱离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大本营，；先锋艺术最慷慨的支持者在美国，但他们抬高达利，主要是出于娱乐的心态——达利愉悦了他们，，，达利式超现实主义成了与卡通片和通俗电影相仿的东西（今天我们看达利不也是这种感觉？）。于是达利虽然成名，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大众明星”。
欧洲传统美学观的瓦解，趣味的糜烂，人心的趋恶和非道德倾向，让达利得以自由地把丑恶污秽之物纳入画布，而美国人的娱乐、商业和消费主义，成就了达利本人的偶像化。澳大利亚的艺术史家、批评家罗伯特·休斯，曾将天才艺术家分为两个固定的典型：一是“旧大师”，如拉斐尔、鲁本斯等等，二是“畸人”，如梵·高和高更。他们的公众形象都是真实的，以手画心，一派赤诚，然而，达利的公众形象却是这两类艺术家的扭曲和漫画版，一个“非大师”和“反英雄”。但其实，他也并没有扭曲到位，结果，达利的形象停留在一副故意做出的面孔的层次上，他成了一个被当作偶像供奉的面具，一个Logo，一个纯商品化的东西。
达利式的象征，如融化的钟，蚁群，人的胯、屁股、大腿，着火的长颈鹿，在1930年代初被看作是挑衅固有道德观念的壮举，但当《达利的秘密生活》于1942年出版时，这些离奇怪诞的图像都已为美国人所熟悉、接受并疯狂消费。奥威尔说，“达利是世界所患重病的征象”，这个病就是商业性的偶像崇拜，人们完全不在乎达利画作中呈现的变态心理，不在乎先锋派艺术固有的社会批判意义，相反，一看到他为自己设计的标志性的形象——一对宽而锐利的、疑问重重的眼睛，一抹昆虫触须一样的胡子，会配合嘴巴、脸颊、鼻子、下巴的扭动而盘成一个8字形——他们就激动起来，愿意为他买单。
达利的自我包装，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样本，你可以从他的飞黄腾达中学到这种经验：如何将个人形象变成商品和商标，如何精准地出击，每一次都俘获一批有效受众，在他们心里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经验：你要打出天才、神人、奇人、牛人的名义，也得凭着无耻的精神。虽说，拥有多重身份是达利的梦想，但他很知道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赢得公众，他要每个公众都记住他的名字：达利，一个娱乐人物，疯子，艺术家，大众偶像，也是像麦当劳金色拱门那样尽人皆知的商标。
1968年，达利接了一个朗万的代言广告，在电视中，64岁的他向观众展露了他标志性的眼神，那种故意制造出来的不可言传：他真实的自我，已经被这张面具给吸收了。他从罐子里抓出一大把巧克力。忽然，那两根用蜡做的胡子神奇地动了一下，往上翘了起来，他立刻叫出了台词：“I’m mad for Lanvin chocolate！”——我没有醉心于艺术本身，也不再考虑我的变态同世界的污浊之间的对应关系；我疯了，仅仅是因为朗万巧克力。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 【作者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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