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延凯 编辑/Lucia
本文来自社会学视野网，原文标题：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查，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直至清朝前期的社会调查；其年代，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起，到1840年鸦片战争止，前后历时约3910年。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古代社会调查类型的扩展，古代社会调查内容的演变、古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进步。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是随着社会调查目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们的调查主体、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断扩展的。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史说明，它大体可分为5种类型，即行政型社会调查、变革型社会调查、学术型社会调查、文艺型社会调查和应用型社会调查，它们各有不同的调查主体，不同的社会功能。
1．行政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缴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服务社会。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关于“登人”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的上计制度和“初税亩”，秦“初令男子书年”和“使黔首自实田”，汉的“编户齐民”和“度田”，隋的“输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国计簿》，宋的“丁产簿”、“结甲册”和“鱼鳞册”，元的“诸色户计”和户籍清理，明的户帖和黄册制度，清的“摊丁入亩”和赋役簿册等。行政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2．改革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时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动变革，破旧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审数”和“八观”，孙武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秦的郡县制改革和车同轨、书同文，汉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的贞观之治和两税法，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辽的“因俗而治”和一朝两制，元的治汉地、行汉法，明的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以及清的洋务运动等。改革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究社会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3．学术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各类学者，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新观点、新学问。例如，先秦的《山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贾谊的《论积贮疏》，诸葛亮的《隆中对》，陈寿的《三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慈的《洗冤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开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问家、思想家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基本方法。
4．文艺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诗词作者等，其主要目的是体察社情民意、深刻反映现实、创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例如，先秦的《诗经》、《离骚》和《九歌》，“建安七子”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和《西京乱无象》，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李白、杜甫等的唐诗，苏拭、辛弃疾等的宋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关汉卿的《窦娥冤》，明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冯梦龙的《三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艺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体察社情民意、创作精神佳品的重要途径。
5．应用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除上述几类调查主体之外各行各业的翘楚，其主要目的是把握社会需求、服务广大受众，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局面。例如，秦《封诊式》中记载的司法调查，刘晏的商情调查和经济调查，狄仁杰、于谦、海瑞等的断案调查，陆羽的《茶经》，宋的地方志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朱思本的《舆地图》，郭守敬的《授时历》，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郑和的《郑和航海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等。应用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各行各业翘楚满足社会需求，搞好自身业务，更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
古代社会调查的内容，是随着古代社会发展、古代社会调查类型扩展而不断演变的。古代社会调查的历史证明，调查内容的演变趋势是：
1．先出现人口调查，后出现土地调查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需要征集兵员抵御外侮或对外扩张，因而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对于“登人”的调查。这说明，人口调查早于土地调查。就人口调查而言，由于征集兵员、派使徭役只需要掌握丁（成年男子）口数，因而丁口调查又早于人口调查，直至西周“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仍不是全面的人口调查。就土地调查而言，山水调查早于田亩调查。因为，上古时代水患频繁，它涉及到部族的兴衰存亡，因而就出现了勘察山脉、水系及其走向的大规模山水调查，《山海经》、《禹贡》等，就是古代山水调查的结晶。至于田亩调查，由于早期华夏地广人稀，想耕种多少地就耕种多少地，根本不存在田亩调查的客观需要，直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才出现“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
2．先重人丁、户口调查，后重田亩、财产调查
赋役，是赋、税和兵、役的合称。赋税，是统治者为管理国家、维护统治而强制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兵役，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兴建皇家宫室、官衙和水利等民用工程而强行征集的兵员和徭役，一般以成年男子为征集的依据。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为界，此前多重口税、丁税，此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因此，为征收税赋而开展调查的内容，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口调查；唐建中元年后，则转向重田亩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后，田亩和财产更成为行政性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决不是说人丁、户口调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丁口调查。秦以后丁口调查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3．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
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秦汉以后，随着生产发展、技术进步、产业扩张，经济调查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例如，秦有黄金衡器，汉有盐铁统计，唐宋有“坑冶”、漕运、造船调查；元有水陆驿站和牛、马、驴、车、轿、船等交通工具统计；明朝，不仅有水、马驿站和递运所分布情况的调查，而且还有了通过外贸流入的白银、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城镇人口的统计；到了清朝，除了农业、制造业外，海外贸易的地区和情况，海关进出口的货物、种类和价值，都有较系统的调查和统计。总之，随着经济发展，经济调查的内容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徐干的《民数》，诸葛亮的《隆中对》、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洪吉亮的《意言》，包世臣的《庚辰杂著二》，以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慈的《洗冤录》，王祯的《农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开工开物》等，、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4．先客观现实情况调查，后主观精神状态调查。
、思想家，就很重视主观精神状态的调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无情揭露了奴隶主贪婪、寄生的本性和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歌颂了奴隶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它既是对奴隶社会客观现实的描述，又是上古时期社会习俗风尚、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观”，前四观主要涉及饥饱、贫富、侈俭、虚实等经济领域的客观现实情况，后四观则主要是对“民”、“臣”和“上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并据此对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兴灭、存亡做出判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更重视广大民众的主观精神状态。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民权”意识，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时民众主观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的结晶。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方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概略到准确、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古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一般调查而言，古代社会调查已采用多种方法，其中主要的是：
⑴实地观察法，就是观察者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特别是视觉器官，认识、辨别、了解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的方法。例如，《八观》中的“行”、“观”；《八观》和《六韬》中的“视”；《孙子兵法》中的“察”、“闻”；《左传》中的“辨”；《荀子》中的“闻”、“见”；《史记》中的“游”、“探”、“窥”、“浮”、“涉”、“过”；《洗冤集录》中的“看”、“检”等，都是运用实地观察法进行调查的不同说法。实地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直观、可靠，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实地观察法简便易行、适应性强、灵活性大，因而是古代社会调查使用得最多的基本调查方法之一。
⑵口头访问法，就是访问者通过口头交谈方式向受访者询问、了解情况或探讨问题的调查方法。例如，《问》篇中的“问”；《八观》和《六韬》中的“听”；《孙子兵法》中的“知”、“闻”；《洗冤集录》中的“问”、“审”，以及《齐民要术》、《千金方》、《洗冤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开工开物》等形成过程中的“探访”和“咨询”，都是运用口头访问法进行调查的不同说法。口头访问法可以广泛了解社会情况，包括过去和外域的情况，可以深入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可以灵活应对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适用于各类受访者，因而也是古代社会调查使用得最多的基本调查方法之一。
⑶文献调查法，就是调查者搜集文献资料（即具有一定知识内容、一定记录方式、一定物质载体的资料），通过整理分析、摘取有用信息而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文献调查法是有了文献之后才出现的调查方法。它是书面的、间接的、非介入的调查方法，具有方便、自由、省钱、省时、效率高、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等特点，因而尽管它的出现晚于实地观察法和口头访问法，但在古代社会调查应用却十分广泛。文献调查法不仅是《水经注》、《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书》等著作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是《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类书形成的唯一方法。
⑷实验调查法，就是实验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通过改变某些自然、社会条件或环境的实践活动，来检验自己的想法，认识实验对象的特性和内在本质的调查方法。例如，《八观》中的“入”；《孙子兵法》中的“验”；《左传》中的“牧”（放牧、治理、勘查），都与实验调查法的含义相近。贾思勰曾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他的《齐民要术》就是实地调查、文献调查与实验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孙思邈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边行医，边采药，边临床试验，《千金方》就是他长期调查研究和亲自实验的产物；《洗冤集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等著作，无不是作者长期调查研究和亲自实验的结晶。
⑸思维加工法，就是调查研究者运用语言、文字等工具和一定思维方法，对整理、统计分析后的资料进行研究，并做出结论的思维过程或方法。例如，《八观》中的“求”；《六韬》中的“虑”；《孙子兵法》中“象”；《左传》中的“鸠”（通“究”）；《史记》中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洗冤集录》中的“借”和“理”等，都是思维加工的不同说法。思维加工的任务是：叙述真实情况，分析因果关系，揭示事物本质，做出基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可以说，古代社会调查的一切优秀成果和重要著作，无不是调查研究者精心思维加工的产物。
2．就人口调查而言，调查的对象、主体、方式、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人口调查的对象，商“登人”，主要是登成年人。周“登万民”，是“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秦“初令男子书年”，主要关注15（或17）～60岁的适龄男子。汉以后，原则上是男女大小人口全部入籍，但事实上存在的大量家奴、私附户、漏户、逃户、迁徙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多不调查、不入籍。各朝人口数，主要是编入户籍的人口数。
人口调查的主体，有两种：一是基层官吏登记，如商“登人”、周“登万民”，此后多数朝代都是基层官吏调查、登记。二是百姓自书自实，如秦“令男子书年”，晋“自填法”、唐“手实法”，后唐“委人户自通供手状”等。总体而言，基层官吏登记居多。
人口调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用文字登记、造册；二是在登记基础上还要“貌阅”，如汉的八月“貌阅”，隋的“大索貌阅”、唐的“团貌”等。事实上，“貌阅”和“团貌”的朝代有限，由于费力费时，往往流于形式。
人口调查的内容，由单纯计数，到分组、分类；由简单分组、分类到复杂分组、分类。如商“登人”，只单纯计数。周“登万民”，则要“辨其中国，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即按居住地域和性别分组。汉以后各朝，户口调查大都有人分组、户分类的要求。例如，汉“编户齐民”，将户籍分为市籍、侯籍等不同类别，既要登记姓名、性别、年龄，又要登记籍贯、身份、相貌和财富。晋按人的年龄有“正丁”、“次丁”和“老小”之分，按户有黄籍、白籍之别。隋按人的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按户分为民籍、军籍。唐按是否本地人分“主户”与“客户”，按是否纳税服役分“课户”与“不课户”。宋的主户分为官户、吏户和民户，并按占田多少分为五等。元按户主职业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医户、盐户、僧户、道户、儒户等。明的户籍分民、军、匠三大类。清的户籍分军籍、民籍、匠籍、商籍、灶籍等。总之，人分组、户分类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3．就土地调查而言，调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不断丰富的。
中国古代的山水调查，先秦的《山海经》、《禹贡》等是全景式的山水体系及走向调查。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不仅记述了许多重要河流、山脉的体系及走向，而且记述了这些河流、山脉的地理、历史、人物等情况。元潘昂霄的《河源志》，是中国第一部黄河源头调查；明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环境游记。至于在山水调查基础上绘制的地图，魏晋之际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郑和的《郑和航海图》，清《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调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有许多新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山水调查的发展趋势是：先全景，再局部，后集中到中亲河——黄河的沿岸及源头；先中原，再全国，后扩展到航海沿线国家、直至世界各国。
中国古代的田亩调查，秦“使黔首自实田”；东汉“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唐实行手实法，自报人户、田亩，并为实行均田制而丈量全国田亩；后唐“委人户自通供手状”，要百姓自己填写田亩数量，五家互保，不实则受罚；宋实行方田法和鱼鳞册，从此土地调查由抽象数字变成了具体图形。明初朝廷派人核查田亩，令户部丈量土地，汇集成鱼鳞图册，张居正“万历新政”全国丈量田亩新增300余万顷。这说明，中国古代田亩调查的发展趋势是：先自实自报，后派人登记、清查，再实地丈量；先简单记数，后分品分类，定期复核；先记载田亩数字，后绘制田亩图形，再形成图册。
4．就数量调查而言，先直接计数，再简单分组，后发展为做较复杂的统计分析。
对于数量调查而言，秦统一度量衡制度、唐精确度量衡标准具有重要意义。《旧唐书•志第二八•食货上》云：“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古代容量单位，音yne），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精确的度量衡标准，是保证数量调查准确性不可缺少的前提。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很重视图谱的作用。司马迁《史记》的“十表”，开创了用图谱说明历史的先河。南宋史学家郑樵的《通志•年谱略》和唐仲久的《帝王经世图谱》，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图谱理论和方法，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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