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境内的华容县自古与水有关，洞庭湖的水无时不刻地在它身边流淌，有人说，水者自清，也有人讲，水多为患。明代高官祖籍华容的刘大夏，似乎与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留给后的却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大夏一生品行高洁，吏治清明，就像一泓清澈的泉流，滋润和净化后人的心灵。同时，刘大夏为官伊始就因治水有功，而得升迁。
刘大夏一直在外做官，官越做大，人品官品愈来愈醇。1463年，年仅20岁的他就中了进士，以后，走遍大江南北，每走到一处，便在那里留下很好的口碑。1493年，今山东省东阳县西南黄河决口，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朝廷便调刘大夏前往东阳治理水患。他像大禹一样，把整个心思都放在水患的治理上。他根据实地的调查研究，觉得要治好水患，首先要固筑防洪大堤，同时要疏通河道，弃田还河。他一面争取朝廷重视，拔来专用资金，同时又广泛发动群众，掀起治水的热潮。由于他措施得力，事必躬亲，很快就征服了水魔。不久，他便因治水有功升迁到户部侍郎兼左都御史。后来，他调往西北督理军饷又立新功，便升为右都御史，负责管理两广军务。1502年，刘大夏受到朝廷重用，升为兵部尚书，特进二品阶资政大夫。时隔不久，他又提升为一品太子少保。
据说，刘大夏家的祖坟葬得好，刘大夏在朝时，曾有跟他作对的人来到华容出高价掘他家的祖坟。但是，刘大夏一家为人厚道，待人诚恳 ，他家的祖坟得以保全。民间有关刘大夏的廉洁奉公，为民作主的故事很多。他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犹责未已。他信奉：“居官以正已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官至一品太子少保的刘大夏却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积蓄，以至晚年过着耕种的清苦日子。据说他曾在广东省出任右布政使时，发现一笔没有进帐的资金，当时他的帐簿告诉他，这叫做“羡余”，是前任官员未用完留下来的，按照惯例是从来不上帐的。刘大夏获知详情后，立即要求将钱上帐，用于正式开支。
落叶归根，在外漂泊多年的刘大夏到了晚年，便回到家乡定居。他回来不久就有个邻居跑到他的住处，向他哭诉说，。刘大夏根据调查得知是县官接受了原告一大笔贿赂，看来要把牢底坐穿。刘大夏怒发冲冠，当即派人把县官叫到自己的住处。县官见刘大夏有请，便火速赶来，刘大夏在自己家的菜园里接见了县官。县官来到菜园，看见刘尚书在每个菜蔸下都放一个铜钱，很是不解，就问刘尚书。刘大夏回答道，这叫做有钱的生，没有钱的死啊！知县顿时省悟，后来县官重新审理了此案，使无辜的邻居得救，真凶受到应有的惩罚。
纵观古今历史，一般来说作清官的都会受到排挤。1508年，刘大夏遭到刘瑾等人的诬陷而被充军甘肃的酒泉，直到刘瑾伏法他才得以赦归。1516年，刘大夏在自己的家乡寿终正寝，享年81岁。
刘大夏死后，就被安葬在华容县城东北12公里的胜丰乡话岗村的一处向阳的山坡上。墓为正南北向，占地120平方米。墓冢为八方体座形，由花岗石砌成，造型别致。墓前32级石级分三层台阶向下延伸，，十分高大，两侧有“敕命牌”和维修说明及捐款人员的纪念碑。1996年元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重修的刘大夏墓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70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4）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景泰六年 （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
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
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
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发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首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
正德五年（1510）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发，。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