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翔1,2  金碚2

1. 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采用最新测度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方法，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增长贡献率作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衡量指标，分别从总体、服务贸易进口分部门以及工业行业分组三个层面，实证研究了2004-2011年期间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揭示：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诸如计算机和信息等新型服务贸易进口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诸如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进口；而从工业行业的分组来看，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再次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转变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不应脱离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服务业呈“碎片化”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应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实现服务贸易“数量”扩张的同时，更应注重服务贸易进口“质量”的提升，以更好地服务于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关键词：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工业经济发展方式

JEL Classification: F14;F20;O14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国际产品内分工演进所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中国主要凭借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政策红利、以及较低环境规制成本等传统低成本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并借助于发达经济体的巨大需求市场为依托，快速而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带动了工业的快速扩张，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甚至“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要素禀赋等现实条件的约束，中国在产业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弱势者的竞争方式，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工业化扩张主要走的是一条“血拼”式竞争的道路。这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高代价的和不可持续的，尤其是面临着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其弊端日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已是迫在眉睫。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的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针对如何推进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快技术改造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金碚，2011；郭晓丹和宋维佳，201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型人才培育（孙文杰和沈坤荣，2009；叶振宇和叶素云，2010）、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樊纲等，2011；陈德球等，2012）、以及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裴长洪，2010；刘志彪，2011）等。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与发挥比较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等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因此，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一方面，从世界产业结构演进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角度来看，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经济倾斜，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和服务经济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愈来愈强，融合的程度愈来愈深，正如日本学者并木信义所指出，虽然国际竞争的舞台中相互角逐的是制成品，但服务业却在背后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因为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业把其内含的技术、信息以及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以飞轮的形式导入到了制成品生产过程。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推断：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服务经济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较高的服务商品以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从而可以起到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遗憾的是，针对上述推断，却是一个鲜见研究的重要命题，尤其是缺乏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支撑。

二、简要的文献回顾

针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是否影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直接研究还比较缺乏。但是现有关于贸易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为我们对上述问题提供了间接认识。

Romer（1986）首次将国际贸易纳入到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指出对外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而Grossman和 。上述理论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撑（Coe和Helpman，1995；Keller，2002）。之后对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关注商品种类，尤其是中间品进口效应。例如，Fernandes（2006）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对哥伦比亚制造业产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中间产品的进口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Dulleck（2007）利用55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Kasahara（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要比没有进口国外中间品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生产率提高能力。Halpern et. al.（2011）基于匈牙利企业层面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能够通过质量和互补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具体到中国而言，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朱春兰和严建苗（2006）的研究发现，初级产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小，而进口工业制成品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许和连等（2006）认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包群（2008）认为，贸易开放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余淼杰（2010）通过使用1998-2002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Herreria和 Orts（2011）等的实证分析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则首次分析了贸易开放与FDI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发现进口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推动作用。

上述关于对外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货物贸易的视角，对服务贸易的研究较少，或者说没有单独区分服务贸易的作用。而已有从服务贸易视角进行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层面上（Segerstorm，2000；Hoekman，2006；Francois和Woerz，2007；尚涛和陶蕴芳，2009；蒙英华和尹翔硕，2010；樊秀峰和韩亚峰，2012），较少涉及服务贸易进口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现有研究无疑对我们深化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这突出表现在：①直接研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与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文献还十分缺乏。况且，从贸易视角研究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也并非等同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于津平和许小雨，2011），如果技术进步的同时引致大规模投资扩张和环境污染等，发展方式可能与技术进步呈现反向变化。②即便有少量文献从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但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仍然缺乏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区分和测度，亦没有直接分析其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分析。③从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角度研究其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文献，并未考虑服务进口在“质”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从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角度细分不同类型的服务贸易进口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伴随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信息通信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以及由此推动的国际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背景下，如同制造业的全球非一体化生产一样，服务业也是一个“碎片化”快速发展的行业，其不同服务环节和流程同样具有“高端”和“低端”之分，其所内含的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大相径庭，因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也应该大不相同。然而，目前相对“宏观”的服务贸易分项统计数据，却很难准确反映某一类别服务贸易项下可能呈现的“亚结构”演进，也就说，相对“宏观”的统计数据难以准确反映“亚结构”演进对服务贸易进出口“质量”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采用测度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最新方法，并基于评价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指标，即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作为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实证研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以期在上述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

三、理论机制

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如何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如果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度量指标的话，那么，上述问题就意味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是否对工业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决定了工业生产是否能够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结合现有研究文献，我们认为，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可能渠道和作用机制。

第一，直接效应。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揭示，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对工业生产部门的效率水平乃至全要素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伴随当前社会分工的细化，服务环节从制造业环节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制造业环节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更多地依赖于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而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就在于，服务所内含的各种无形的隐性知识、技术和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工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显然，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那么，越是高级的服务，或者说内含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越是高级的服务，其作为中间投入品，在降低工业生产部门的投入成本，尤其是促进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方面，或者说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工业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方面，就会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当代全球分工格局下，服务贸易进口，尤其是更为先进的、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进入中国市场，能够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种效率更高以及质量更优的服务，从而推动着工业化朝着更为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作用机制之一。

第二，要素重组效应。实际上，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服务环节从工业生产过程中“脱胎”，正是因为工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从外部市场购买作为中间投入品的专业化服务，不仅质量更优，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当工业部门决定将服务投入外包给外部市场时，其实质就是舍弃了效率相对较低的“自给自足”式服务提供，从而可以将生产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和过程中来，产生了所谓的要素重组效应。这种要素重组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无疑会促进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miti and Wei（2005）以及Gorg and Hanley（2008）的研究就曾指出，与实物中间品的外包相比，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外包（例如咨询、计算机服务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当代全球分工格局来看，中国工业发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外包”其服务需求，由此带来的要素重组效应会推动工业化朝着更为集约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素重组效应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可以将生产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和过程中来，还表现为要素的“质量比配”上。正如华民（2006）的研究所指出，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生要素质量不匹配，往往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失败。因此，“质量比配”下的要素重组效应同时意味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越高，由于其内含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就越高级，这必然要求工业部门投入更高级的要素或迫使其不断进行技术、管理等创新，从而推动工业更为集约化的发展。这是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另一可能作用机制。

第三，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由于其内含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更容易通过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并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不断推动工业部门调整结构从而向先进的技术前沿靠近。Clemes et al（2003）的一项实证研究曾发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对进口国（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对此给出的可能解释认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缺乏技术含量，因而所能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明显；相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品的进口，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正面影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品内含更高的技术含量。Clemes et al（2003）的研究发现可能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效应，一是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品进口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提升作用，二是具有不同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品进口所可能产生的不同技术溢出效应。针对后者，唐保庆等（2011）的研究给予了证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进口通过国外R&D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而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进口则并未显示类似显著效应。在我们看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服务品进口，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水平低，因而其被模仿的空间极其有限，所能产生的技术溢出相应地也就十分有限；相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品进口，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高，因而被模仿的空间相对而言就会更大，所能产生的技术溢出相应地也就更显著。虽然上述两篇文献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仍然是基于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直接测算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但其背后的逻辑思想能让我们意识到：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由于其外溢效应的存在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产生影响。这是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影响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可能作用机制。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方法

本文着重研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不言而喻，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即为被解释变量（记为RTY）。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或者说其指数的估算，本文借鉴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的做法，即，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对

区）的样本数为139个。这139个国家（地区）2011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当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7%，据此计算出来的技术含量指数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此外，从本文所设定的整个样本期间来看，所选取的139个国家（地区）在任何一个年度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之和，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均不低于95%，因此，本文所选取的139个国家（地区）在整个样本期间已经具有很高的代表性，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 Statistics），据此可利用公式（2）测算出2004年至2011年全球服务贸易各分项的技术含量指数，然后再利用公式（3）计算中国服务贸易在样本期间内的进口技术含量指数。

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度量指标（RTY）涉及到各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以及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选取的行业为《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二位码下除其他采矿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之外的剩余34个工业行业，样本期间为2004年至2011年。计算中所使用到的各工业行业各期总产值、增加值、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中间投入等，均来自样本期内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控制变量中涉及到的研发投入变量指标、人力资本变量指标、行业出口渗透率变量指标、FDI利用额变量指标也来自于样本期内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总样本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在对计量方程（4）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先对计量方程（4）中各序列之间的单位根过程及其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以明晰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保证总样本单位根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此处采用了三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IPS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1。表1中的检验结果表明，各原始序列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的三种单位根检验结果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过程，是平稳序列，满足进一步协整检验的要求。

对表3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从第（1）行的计量检验结果来看，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系数估计值为0.02481，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于计量模型中对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变量取了自然对数，这一结果也就意味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相对变化0.02481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将会相应地绝对变化0.02481个单位。显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越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在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如第（2）行至第（6）行的结果所示，虽然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系数估计值的大小有所改变，但其与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改变，并且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支持了我们上文的逻辑推断：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提升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

就其他的控制变量而言，从第（2）行至第（6）行的回归结果可见，研发投入变量的系数估计为正，并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意味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是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与现有理论是相吻合的，与我们的预期也是相一致的。从第（3）行至第（6）行的回归结果可见，人力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意味着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加快转变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从第（4）行至第（6）行的回归结果来看，行业出口渗透率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意味着出口贸易的扩张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不利影响。当然，导致这一结果并非一定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不存在“出口中学习”效应，而更可能是说明了出口贸易的扩张会带来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投入，从而使得出口部门的增长更具有粗放型特征，从而表现为即便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相比工业产值增长主要受资本和劳动大量投入驱动的情形，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产值增长率的作用被相对弱化了。从第（5）行至第（6）行的回归结果来看，工业行业部门的外资利用额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虽然为正，但并不具备显著性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外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尚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入的外资企业可能更多地还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或者高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等低端环节，因此，虽然在同一领域相比于内资企业而言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综合而言，整体上对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学术界关于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基本评价：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此外，从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来看，Moran（2011）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后得出，总体而言中国利用外资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并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甚至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也可能是导致其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能呈现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从第（6）行的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说明了环境规制在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三）服务贸易进口分部门FMOLS检验

仅从总体层面计算的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并以此作为基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其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还无法反映具有不同特征的服务贸易部门所可能产生的差异性影响。这是因为，作为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的重要载体，传统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新型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比，二者所内含的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应该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将服务贸易进口当作中间投入品时，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甚至是同一服务贸易部门不同“环节”对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肯定是不尽相同的。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子类很多，不一定全是用于中间投入品，因此，在本文选定的9类服务贸易分项中，我们着重分析具有中间投入特征的运输（记为TSI1）、建筑服务（记为TSI2）、通讯服务（记为TSI3）、金融服务（记为TSI4）、保险服务（记为TSI5）、专利和特许（记为TSI6）、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记为TSI7），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以此识别哪些是工业生产及其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更为重要的中间投入。虽然这七项数据中也有部分是消费服务的，但总体来看是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将上述七个变量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依次纳入到上述计量方程（4）中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

在表4的回归结果中，在控制了其它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即在计量方程中同时纳入其它控制变量后，我们通过依次纳入TSI1至TSI7七个核心变量，分别考察服务业各子行业的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就影响的显著性而言，模型1至模型7的回归结果显示，此处选定的七类服务贸易分项中，七个核心变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运输服务以及建筑服务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其系数估计值虽然为正，但基本上不具备显著性，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作为中间投入，运输和建筑服务本身技术含量较低，因而其作用机制并不显著。通讯服务进口技术含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基本上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然后是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专利和特许，其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其系数估计值也均为正，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就影响的程度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服务贸易分项的进口技术含量系数估计值大小加以粗略比较。在此处选定的七类服务贸易分项中，系数估计值为正且最大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专利和特许，其次是金融和保险服务，再其次为通讯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建筑服务。综合以上两点不难看出，具有不同特征的服务贸易进口，由于其内含的技术含量存在差异，因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的确存在较大差异。这进一步补充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假说，即，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进口，作为中间投入，因其更具直接效应、更具要素重组效应、更具技术溢出效应等，因而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更大、更显著的影响。第三，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在各组模型的回归结果中，与表3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系数估计值显示的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影响的方向及其显著性，均没有呈现实质性变化。

（四）工业行业分部门FMOLS检验

在运用所有34个工业行业的数据来估计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意味着各工业行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包括控制变量在内的各变量系数估计值在各工业行业中是相同的，从而忽略了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在不同工业行业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影响。显然，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是行业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为此，我们将选取的34个工业行业划分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三大组别。其中，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木、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等19个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石油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8个行业；技术密集型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7个行业。

由于基于不同服务贸易进口部门计算的技术含量指数，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大小虽然略有差别，但在影响的方向性及其显著性上基本一致。因此，此处按照工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时，我们不再区分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进口技术含量，而是仅使用服务贸易进口总体技术含量作为基础变量，然后再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5。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无论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组，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组，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组，在纳入各控制变量后，并不改变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这一基础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及其显著性，说明服务贸易进口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第二，从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不同工业行业分组的影响来看，基本遵循着对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再次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变化。对此可能的解释在于，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各工业行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投入需求不同，更具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方式转变，对生产性服务投入需求强度可能会更大，从而表现为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越高，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第三，从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来看，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变量对各分组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差异性，与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变量的影响差异性类似，其内在原因可能也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从行业出口渗透率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来看，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组发展方式转变的负向作用要显著弱于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组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主要依靠的不是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而是依托于技术进步，从而表现为出口扩张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负向作用相应地“弱化”。类似地，外资利用额变量对各分组工业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的最为显著，这可能既与流入的FDI质量有关，也与处于同一行业的内资企业从而能够从更高质量的FDI获取溢出效应有关，从而表现为FDI在推动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方式转变中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从环境规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各组的系数估计值表明，环境规制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组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要强于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这一结果显然是源于前述两个分组的工业行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更强，发展方式与“环境要素”的投入状况密切相关。而相比较而言，技术密集型行业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显得相对不那么密切。这一结论也就意味着加强环境规制更有利于促进前述两个分组中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六、简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基于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了我国2004至2011年各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最新测度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方法，估算了同期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水平。以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作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分别从总体层面、服务贸易进口分部门层面以及工业行业分组层面，实证研究了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揭示：（1）从总体层面来看，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提高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有助于加快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从不同特性的服务贸易部门来看，其进口技术含量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诸如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诸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特许等新兴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则相对“较强”；（3）从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工业行业组别来看，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其发展方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的变化，对我国对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再次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4）从其它影响因素来看，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上述三个层面的计量结果中均是成立的；出口扩张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体而言存在着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组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FDI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正向作用，但在总体层面上看这种作用尚不显著，而从工业行业分组来看，其在推动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方式转变中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环境规制总体而言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推动作用，并且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组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要强于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组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工业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产业，但从绝对精致化程度来看，我们与许多优秀工业强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金碚，2012）。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不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而应正确把握国际分工演进所带来的重要机遇，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发展和服务经济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提升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要注重利用全球市场资源，主要是利用发达经济体在服务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依托服务贸易进口特别是提高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来加快推进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在服务业发展呈“碎片化”趋势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我们要注重发挥服务贸易进口政策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这就要求在服务贸易进口政策的目标定位上，要着眼于充分利用全球优质服务资源服务业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在服务贸易进口内容上，要着重于具有高溢出性、高关联性以及有助于推动自主创新的服务产品和高端服务环节的进口，通过服务贸易进口带动我国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在进口的方式上，要注重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提升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的互动，从而充分利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通过提升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服务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当然，强调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对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影响，并非意味着我们只应把服务贸易仅仅看作是促成其发展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我们不仅面临着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需要，也面临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紧迫任务，以及二者的协同发展问题。而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服务贸易发展对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反向拉动作用（王子先，2012，隆国强，2012），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注重发挥服务贸易进口政策作用还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工业经济的协同发展。当然，如何更好地提升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以及促进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进一步的分析已经超出本文探讨范围，需要专文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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