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丨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满汉蒙合璧的《满洲实录》开首一段便是对满洲祖先发祥之地长白山的描写。汉文本写道：“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①]这段话的蒙文本和汉文一样，对四处出现的“江”字都用了同一个词“mören”，意指河流，在现代蒙古语中依然是河流的通称，比如西拉木伦、乌兰木伦等。奇怪的是满文本在第一处“三江”用了“ilan giyang”，在后文介绍三条江时分别写成“Yalu giyang”“Hūntung giyang”和“Aihu bira”。满文中原有ula和bira两个词分别指称大小河流，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音译的汉语词呢？

不难发现《满洲实录》对长白山的描写可能源自《大明一统志》，“长白山”条下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②]《大明一统志》的这段话，已经几乎原样出现于《元一统志》。[③]更早的还有北宋时编的《武经总要》，其“长白山”条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④]内容和语句顺序都完全一致。如此，则“江”字用于东北已见于宋辽时期。一个南的河流通称如何在东北出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疑问。

一、江河之异

现代汉语中表示大河流通称的字主要有两个：江与河，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两个字的运用范围有所不同，“江”主要用来称呼南方的河流，准确说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更南的区域；“河”不仅垄断性地运用于其他地区，也用于一切境外河流名称的翻译。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汉语标准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常识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忽略了：东北地区的大河有很多称作江的，比如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等等。这就让人费解了，从鲜卑时代开始，东北的塞外民族多次征服和占据华北，又在失败之后撤回东北。、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东北地区理应与华北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出现在东北，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如何，“江”何以在东北出现，而且还仅仅用于最大的几条大河，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江与河在成为通称概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专名使用的，即使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⑤]它们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大约在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另一个字“水”充当河流的正式通称。[⑥]可能从唐代开始，江和河的所指范围开始扩张，先是用于两条大河的支流，进而成为所有河流的通称。如同下文将要证明的，解决本文问题的关键，存在于唐代之前的时期。

当江与河还是专名的时候，在当时人头脑中，这两个字想必要唤起完全不同的画面。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之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的华北和关中，尤其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显得相当欠发达，有时还被看做是断发文身的南蛮之地。《史记》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又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无积蓄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⑦]西汉中期两地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史记·河渠书》所记汉代大水利工程，无一涉及到长江流域。《汉书·沟洫志》更是全以治河为言，一字未及于江。在篇末的赞中，班固明确写道：“川原以百数，莫着于四渎，而河为宗”。[⑧]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得以抗衡中夏；不久胡羯乱起，晋室南渡，建康德为六朝古都三百余年。其间长江流域的身份渐渐由华夏文明的临时避难所，转为“正朔”所在的中心。华北反倒五胡云扰，宫阙丘墟，民生凋敝，文化中衰，直到北魏统一才稍有好转。

整个六朝，长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军事防御方面，经济交通方面还是文化意义上。前两者无须赘言，后一点可略加解释。两晋之际衣冠士族仓皇南渡，终于在江左寻到容身之处，“过江”成为一代人传记中都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由于汉魏以来长江流域的边缘性，，他们对这条南方大河没有太多好感。《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一个著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⑨]新亭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的故国的怀念，。然而，一些乐观派的士人已经开始歌颂起立足渐稳的新朝廷，顺及这片新的居住地。如郭璞写作《江赋》，言“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考川渎之妙观，实莫着于江河”。[⑩]这大概是第一篇全面歌颂长江的文学作品，而且把长江放在了高于黄河的位置上。不过这种做法尚有先例，东汉末年刘备据蜀称帝前夕，有益州人秦宓，在夸张益州地位的辩论中，说过“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⑪]这是南方士人拔高江的第一个例子，不知郭璞是否读过《三国志》，但《江赋》的精神与秦宓之论是相通的。接下来的三百年，显然郭璞一派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南渡士族开始流连于江东的山水，北伐已成了空悬的口号。既然中原收复无望，南渡士族便转而骄傲于他们的礼乐衣冠，不仅他们自己相信，甚至也让一些北方人相信南方是正朔所在。[⑫]甚至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后，炀帝依然对南方精致的贵族文化向往不已。[⑬]

综上，在东晋南朝的几百年里，东亚世界的文化重心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不妨设想此时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来到建康，不论他们是否到过华北，大概都会得到以下这两个印象：（1）江是最大的也是最繁荣的河流；（2）的首都总是临江而立。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哪儿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又如何影响其本国？绝非偶然地，我们将要发现这些旅行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

二、江在中古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尚未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足而立，史称“前三国时代”（前25年-668年），直到668年才由新罗首次统一半岛。简单来说，这三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高句丽和百济是由自称“夫余”的族群统治的，[⑭]他们从东北地区一路向南征服扩张到朝鲜半岛；新罗则主要由半岛南部原住的“诸韩”部落组成。从地理上看，高句丽占据相当于今日的以及东北的一部分，建都于平壤；百济主要控制着半岛的西南部分，，都城也从汉江上的汉城南迁到锦江中游的熊津城（今夫余）。新罗逐渐统一分散的诸韩部落并控制了半岛的东南部。[⑮]，高句丽和百济是数百年的死敌，一直为半岛的霸权战斗不息。总体上高句丽强于百济，后者不得不维持与新罗及日本的联盟关系以抗衡高句丽。新罗崛起得比较缓慢，在唐朝介入以前，是较弱的一国，最终却借助唐朝的力量成为半岛的统一者。

学者已经指出，半岛三国与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⑯]汉代以来高句丽即与华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管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同时，在的时代高句丽也和南方保持关系。一定程度上，孙吴、东晋和刘宋甚至将高句丽看作重要的盟友，。从东晋到刘宋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始终被尊为东夷之长。其册封所得的将军号，。同时，。直到十六国末期，也就是高句丽的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开始与北燕及北魏维持友好关系。当5世纪30年代北魏征服北燕统一华北，高句丽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与北魏维持了较稳定的关系。长寿王甚至南迁都城至平壤，以将其扩张的方向由辽东转向朝鲜半岛，一面加强对百济的攻势，一面避免与北魏针锋相对。相应地，高句丽开始失去南朝朝贡体系中东夷之长的身份。

高句丽原有的角色改由百济扮演。高句丽转而南向使百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北魏延兴二年（472年），百济首次遣使入魏，便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并且鲁莽地要求北魏去讨伐高句丽。当然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高句丽受到北魏态度的鼓励，对百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攻陷百济都城汉城，并杀害百济盖卤王。从此后，百济和北魏之间的联系通道被高句丽阻断。[⑰]或许并非是巧合，大约在488年，北魏和百济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小冲突。[⑱]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百济南迁都城到了锦江中游的熊津城，并且将其外交重心完全地转向了南朝。

6世纪上半叶，百济王开始从梁武帝手中得到高于高句丽王的册封。[⑲]在梁元帝所作的《梁职供图》中，百济的使臣被放在东亚国家的首席，其下依次是倭、高句丽、新罗。[⑳]根据韩国学者申滢植的统计，百济派往东晋和南朝的使臣有37次，而派往北朝的一共7次，其中只有两次是派往北魏。[21]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考虑到北魏王朝存在的时间很长。韩升也得出“有魏一代，百济都不与北朝来往”的结论。[22]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放心地推论，7世纪之前百济所接受的文化，只能来自南朝。中文史料中明确记载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婚娶之礼，略同华俗”。[23]《三国史记》还保存了一条珍贵的信息：“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4]这一条系在近肖古王三十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即公元375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据同书，正是在近肖古王二十七年，百济首次遣使入晋朝贡，次年再次朝贡。[25]这与《晋书》所记完全相符。[26]博士高兴来到百济与朝贡东晋是否有联系呢？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27]

这样，江作为河流名称出现在朝鲜半岛便可以理解了。考察这一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因为半岛本土史籍编撰时代太晚，细节信息可信度不高。比如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百济诸本纪中，“浿水”“浿江”“浿河”，“汉水”“汉江”“江水”“熊川水”“泗沘河”交替出现，没有时代规律可循，只能认为是后代史臣编撰体例不纯。正史中凡有记录的，《三国史记》等一仍旧文而时有错漏，反成为二手材料。另一方面，史料因有系统的年代顺序，加上在专名（地名、官名）记录上高度的准确性，更适合以考察这一问题。下表列出的是正史所记百济与高句丽境内的河流名称：

可能是由于历史编撰思想的不同，南朝的史书很少涉及百济的内部事务，仅仅如数记下朝贡和册封。因而在唐代之前很难找到一个有关百济境内江的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敢于大胆立一假说：百济从南朝引入了“江”的概念，并将之传播给高句丽，这些都发生在隋朝以前。这样判断的原因很明显：百济与南朝的联系密切而与北朝几乎没有联系；同时高句丽与北朝紧密结合，并且接触内亚文化，这两者没有一个能够输出“江”字。高句丽与接触历史久远，输入文化也至少可以上溯至汉代，南朝形成的有关江的新文化观念很难直接对它造成影响。另外高句丽的浿江在北朝甚至隋代史料中都主要称作“浿水”，说明高句丽境内的“江”不可能是在东晋南朝前期从江南引入，只能是南北朝末期或隋初传自百济。

下面试为此假说再补充一些证据。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江的读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见系开口二等字一样，江的声母由于介音的增生而精细化，由中古的/k/变成现代的/ʨ/，这可能是清代中期完成的，此处不论。[30]单看韵母，今天江字的韵母与阳字完全相同，但所谓“江阳同形”晚至宋代才开始，宋代江阳两韵的腹尾已经同为/aŋ/，但仍然通过介音维持了二等与三等的差别。直到元代这两个韵部才完全合流。[31]南北朝隋唐时代江字的主元音是后元音而不是前元音/a/。南朝江字当属冬部合口二等，韵母可以拟为/euŋ/。到了隋-中唐时期，《切韵》与大量唐诗可以证明江字的韵母应该是/ɔŋ/。[32]江字的韵母从/euŋ/变为/ ɔŋ /，再变为/iaŋ/，是一个鲜明的时代标尺。日语中江字音读吴音为こう、汉音为かう、唐音为きゃん，分别模仿的是隋唐以前、唐代和明清时期的汉语读音。主元音由后半闭元音/o/低化为前开元音/a/，正好与江字在主元音由闭到开再由后至前的轨迹相合。一般认为日语吴音多在隋唐以前间接传自朝鲜半岛，既然江字的吴音体现了明显的南朝特征，那么有理由推测朝鲜半岛是从南朝引入了江字，并将其读音传入日本的。

输入百济的“江”字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表记，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前文已经提到，百济派往南朝的使臣将会报告最大的河流叫江，而且都城就在江上。从上表来看，主要有四条河流以江命名：白江、熊津江、浿江、鸭绿江。其中，浿江流经平壤城南，而平壤是高句丽后期的都城；鸭绿江是高句丽境内最大的河流，[33]流经国内城，而国内城是高句丽旧都，也是“三京”之一；白江和熊津江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今天统称为锦江。[34]锦江无疑也是百济境内最长的河流，百济的都城熊津城就在熊津江上。白江和熊津江所在的那条大河名称于史无征，我想很可能这条河就单名作“江”，如同南朝的长江也叫“江”。熊津江和白江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熊津江指“江”在熊津城区域的一段，白江指与白马或者白村有关的一段，[35]如同汉语中的“吴江”、“楚江”一样。这个推论如果成立，也能进一步肯定百济引入的“江”是一个专名。只是后来这一名词出现泛化趋势，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期。

如果做历时性的观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表中高句丽的两条河流名称的前后变化。浿江拥有更古老的名称“浿水”，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代。[36]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在隋炀帝大业八年诏书里我们看到“横断浿江，径造平壤”[37]这句话。有趣的是，在两年后炀帝的另一份诏书里，又有“追奔逐北，径逾浿水”。[38]这该如何解释呢？《隋书》一共三处提到“浿水”，仅有上文指出的那一次提到“浿江”。这说明“浿水”才是隋王朝官方接受的正式名称。之所以出现“浿江”，完全是诏书起草者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做的创新，因为“江”和“壤”正好能押韵。尽管如此，诏书起草者也万万不能凭空为一条境外河流改名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高句丽已经自称这条河流为“浿江”，但是隋朝廷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名称，宁愿沿用汉代以来的古典名称“浿水”。不论如何，毕竟“浿江”也堂皇地出现在炀帝的诏书里了，表示官方正在试图接受它。到唐初，官方已经习惯于新名字“浿江”，开始有了“浿江道总管”[39]这样的军事名号。事实上，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几乎所有场合这条河都被称作“浿江”，只有《新唐书·高丽传》有一个例外记作“浿水”[40]，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一种用典修辞。

“鸭绿江”在中古文献中的出现要晚得多。在《旧唐书》里，只有“鸭绿水”。《新唐书》中，“鸭绿/渌水”出现了两次，“鸭绿/渌江”出现了三次，还有九处“鸭渌”可以是任何一个的简称。如果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我们会发现《旧唐书》中全部六次出现的“鸭绿水”和《新唐书》中一次出现的“鸭绿水”，都与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间的战争有关，我们几可断定唐前期这条河被称作“鸭绿水”。《新唐书》中另一处“鸭渌水”则出现在《高丽传》，在上文所言“浿水”的同一段落，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用典修辞。另一方面，《新唐书》全部三处出现的“鸭绿江”都在《地理志》的最后一部分，即所引贾耽着《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史言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岛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41]《新唐书》称“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更重要的是记下了“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42]可见这是一份值得信任的准确记录，。贾耽的著作完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出自贾耽书的“鸭绿江”，应该反映的是唐中期的该河流名称的新变化。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学者都具有贾耽这样最新的地理知识，杜佑的《通典》与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同完成于贞元十七年，但在《边防典》“高句丽”条下，高句丽的河流还被写作“鸭绿水”和“浿水”。[43]总之，唐前期的“鸭绿水”在唐中后期名称发生了变化，成为“鸭绿江”，这一变化发生在8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唐代学者如贾耽细心注意到并记录了下来。

在朝鲜半岛，新罗充分利用了唐朝的帮助，最终于668年完成了半岛的统一。不过这不意味着新罗完全控制了原来三国的全部疆域，尤其是高句丽的部分。先是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接着，在持续八年的唐罗战争之后，这个都护府后撤到了辽东。甚至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安东都护府被废置，新罗也从来没有向北扩张疆域越过浿江一线。[44]，直到契丹和高丽王朝进入此地。[45]高丽王朝初建之时，《高丽史》言“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46]可见此地废弃已久。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告诉贾耽“鸭绿江”新名称的使臣，一定和统一新罗无关。

三、江在古代东北

带来“鸭绿江”新名的使臣只能来自渤海国。698年，，后改称渤海国。[47]当此之时，唐朝先受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冲击，又勉力对抗复兴的东汗国，接着陷入武后末年长期的宫廷纷争中。。当唐朝终于在玄宗治下恢复了秩序，它面对的渤海已经是一个“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玄宗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赐予大祚荣“渤海郡王”。渤海国与唐朝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注重文化建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很快成长为繁荣的“海东盛国”。[48]渤海有“五京”，其中西京即为鸭渌府，领“高丽故地”。鸭渌府治（吉林浑江市临江镇）正在鸭绿江的上游。[49]渤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鸭绿江流域。[50]因此，唐中期鸭绿江的改名，，尽管我目前还没见到直接的记载。

这里还有另一个间接证据。渤海国在五京十五府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州称作“独奏州”，。三独奏州之一名为“涑州”，它成为独奏州的原因是“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51]，这个粟末水应是他们得名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原始居住地。“粟末水”是北魏时候就已出现的古名，史家比较熟悉。但是“涑沫江”，不仅仅用“江”替代了“水”，还完全替换了“粟末”二字，这或许是史书要在此做特别解释的原因。于此可见渤海时期改水为江尚不止一例。《新唐书·渤海传》言涑沫江“源于（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它漏河是今洮儿河，因而可以肯定这条涑沫江就是今天的第二松花江，后文还将继续关注这条重要的河流。

至此我们知道渤海国至少用“江”命名了两条大河，一条是鸭绿江，也就是《满洲实录》首段提到的那条；一条是涑沫江。渤海人从哪里接触的“江”呢？从历史上看，粟末靺鞨与高句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新唐书·靺鞨传》记靺鞨著者有五部：粟末部、汨咄部、安居骨部、黑水部、白山部。其中“白山本臣高丽”；唐取平壤之后，汨咄、安居骨等部皆奔散，说明他们也依附于高句丽，接着这两部“遗人并入渤海”。而“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高丽逋残稍归之”。[52]如此看来，渤海人本身就依附于高句丽，又在后者灭亡之后吸收了同样依附高句丽的其他靺鞨部落，还有高句丽的残余力量。最终，当渤海成为海东盛国以后，它与新罗和日本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高句丽从百济接受了“江”这一概念，继而统一新罗从百济和高句丽继承并大力推广之。[53]与高句丽的固有渊源加上与统一新罗的密切交往，使得渤海国很自然地用“江”为境内河流更名。然而东北毕竟不是朝鲜半岛，这里所受的华北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因此在渤海境内还有许多河流用“河”来命名，比如经过上京与中京的“忽汗河”，涑沫江注入的“它漏河”等等。

926年，契丹征服了渤海，历有辽一代，“鸭渌江”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涑沫江”似乎不见于记载了。显然契丹人对“江”这个字眼没太大的兴趣，他们更愿意根据北的习惯，用“河”或者“水”来命名河流。比如涑沫江在辽代史料中就曾被称为“疎木河”。[54]可是在辽圣宗的统治时期，一个值得注意变化出现了。太平四年（1024年），辽圣宗发布一个诏书“改鸭子河为混同江”。[55]为什么辽朝皇帝会突然青睐起“江”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鸭子河及混同江的地理位置、功能、以及改名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关于鸭子河，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目前接受最多的结论大概是鸭子河指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这一点也和《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大体一致。[56]我想这个说法还不完全准确。下面我从基本史料的梳理出发，对这一结论做出一点更正。信息的史料主要有：（1）《武经总要》：“蹈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57]（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粟末水……北注它漏河”。[58]（3）《金史·地理志》：“辽长春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59]挞鲁、挞鲁古、它漏、踏，都是同音，今名洮儿河亦同。据（4）《辽史·地理志》：“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60]（5）《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己未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61]由此可知，长春县、长春州之得名都由于长春河即挞鲁河。而长春县既有鸭子河又有挞鲁河，故挞鲁河流入鸭子河之地必在长春县。这一位置可能是今洮儿河流入嫩江之处，也可能是嫩江汇入松花江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嫩江这一段是离长春州最近的，最有可能是其得名的原因。这样也能符合史料（2）所言的粟末水注入它漏河。所谓鸭子河春猎之地实指鸭子河泺，（6）《辽史·营卫志》记辽代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而鸭子河泺为“春捺钵”。这个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62]我怀疑就是挞鲁河汇入鸭子河之处形成的湖泊，这里同时也是今第二松花江与嫩江汇合而成东流松花江之处，即“粟末水注入它漏河”处，而且很可能就是《武经总要》所记的“大水泊”。（7）《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是雁鸣生育之处。”[63]这和《辽史·营卫志》所记的“春捺钵”猎天鹅野雁的活动相符。种种证据严丝合缝，故而可以断定挞鲁河为今洮儿河加上其汇入后的嫩江下游一段，鸭子河泺指挞鲁河、粟末水（第二松花江）交汇而东流之处的水泊，鸭子河即是该水泊的下游河流。[64]

这些推断成立的话，辽圣宗面对的鸭子河就不仅仅是个野鸭很多的春猎地，还是两条大河合二而一，并形成壮阔水泊的地方，这一点与“混同”之意何等接近！所以混同江看来像是一个实景命名。然而，史实没有这么简单，混同江之名并非此时才有，而是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65]这段抄自《松漠纪闻》，后者“太宗”作“契丹德光”。[66]本文开头所引《武经总要》有关长白山的记录：“其颠有潭……北流为混同江”。既发源于长白山，又北流，只能是粟末水。而且《武经总要》撰写于宋仁宗康定年间，鸭子河改名后的混同江已经出现，如果不是粟末水早有混同江之名，当不至于犯这么离谱的错误。[67]可见粟末水，或者渤海时代的涑沫江，的确在辽太宗末期，更名成为混同江。这样，《辽史·地理志》“东京道宾州”条下所言“统和十七年（999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68]才变得可以理解。耶律德光灭后晋在会同九年（946年）末大同元年（947年）初，上距渤海国灭亡仅仅20年，，耶律阿保机派出皇太子为人皇王，在渤海旧境建起了东丹国。东丹国虽然明显是契丹的附属国，但是制度上“治渤海人一依汉法”，[69]对渤海的旧文化旧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沿用了二百年的“涑沫江”恐怕还没有被遗忘。成功灭晋之后，耶律德光将之更名为混同江，既保留了渤海遗民看重的“江”字，，[70]完全在情理之中。

因此辽圣宗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只不过是将涑沫江所改的混同江名称，沿用到下游，或者说承认了今天的北流松花江是东流松花江的正源，而嫩江和洮儿河只是支流。这样做也是有用意可寻的。辽代皇帝的四时游幸狩猎，不仅仅是遵循契丹旧俗，其选择的地点、。[71]耶律德光就曾对石敬瑭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72]《辽史》专门为此立《游幸表》，并在序言中说“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73]可见这类活动是国之大事。翻阅《辽史》诸本纪与《游幸表》，可以发现，鸭子河或者混同江成为每年常规的“春捺钵”，是从辽圣宗太平四年开始的，之前辽朝皇帝很少在春天到这一区域。这一区域本是生女真的腹地，[74]混同江春猎正是为他们而来。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75]此年以后，圣宗渐渐将春猎地点从纳水（嫩江中上游）逐渐顺流下移至春州，再到鸭子河，并将其改名为“混同江”。与对东丹遗民的用意相似，这一名称一者承认了“江”以及原北流混同江的地位，。果然，太平六年（1026年），即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两年后，辽遣同知枢密院迷离己等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此城就是后来的宁江州，是辽金之际的战略要塞。同月，“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76]后来辽帝幸混同江钩鱼时，“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钩到的第一尾鱼后要举办“头鱼宴”，席间诸酋长要次第起舞，这是表示臣服的一个仪式。[77]既然是“故事”，说明是行用已久的制度。

至此，本文引论提出两条江，都已经出现在东北的历史舞台上，后面的故事都很容易理解了。女真与渤海同出靺鞨，语言与文化都相接近，[78]他们很可能像渤海人一样看重“江”这个外来的词语。尽管契丹人本身对“江”没什么兴趣，但为了怀柔渤海和女真，才将两条河流先后命名为混同江。在女真语，以及在后来的满语中，都有两个表示河流的词，较大的ula和较小的bira。历代都以ula对译“江”，以bira对译“河”。[79]女真在征服辽朝之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汉文化，[80]他们的“ula=江”的观念只能继承自渤海，再远溯至高句丽、百济直到南朝。

在与金代同时期的南以及朝鲜半岛，“江”都已经贬值（devalue）为一个普遍的水文概念，但“江”的概念在女真治下的东北仍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价值，也就是“江”的地位高于“河”，这也是名号贬值（devaluation）与行用时间成正比关系的一例。此时期东北除了混同江和鸭绿江，唯一出现的称为“江”的河流是宋瓦江。我们知道宋瓦江即前面的粟末水、涑沫江，后代的松阿哩乌拉、松花江，也就是混同江本身。女真人不过是恢复了自己语言的命名，“松阿哩乌拉”（Sungari ula）意为“天河”或者“天江”。[81]包括女真在内的东北民族大多将长白山作为神山崇拜，连带高看从此山流出的河流，[82]比如按照金朝国家祀典，每年要两次向长白山神及混同江神献祭。[83]同样的，《满洲实录》以描述先世所发祥的神山来开始本朝的历史叙述，也是意图给满洲照上神性的光环。[84]

四、结论

本文从对《满洲实录》的疑问出发，追溯东北地区以“江”命名大河的历史渊源。从4世纪到12世纪，“江”这一词汇从南传入朝鲜半岛，。随着国际关系、，“江”被输出、引入、扩展、贬值甚至抛弃。中古时期，南北对峙，朝鲜半岛尚未统一，由于高句丽的阻碍，百济被迫仅仅与南朝单边交往，从而得以引入南朝式的文化，包括“江”的概念。半岛三国时代末期，“江”传入了高句丽，并被统一新罗完全继承。建立渤海国的靺鞨民族曾臣属于高句丽，又在渤海国时期吸纳了大量高句丽遗民，从高句丽引入了“江”字，并在与同样使用“江”的新罗的密切交往中强化了这一概念，结果是将鸭绿水改称为鸭绿江。作为所有满通古斯语系民族的第一个王国，渤海使南朝式“江”的观念内化进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之中。面对文化发达的渤海遗民，以及日渐崛起的女真人，。最终，自认为靺鞨与女真后裔的满洲人，在本族历史的开篇用音译写下这两个江名：其一始于渤海靺鞨，其一缘自白山女真。

[①]《满洲实录》卷一，载《清实录》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页。

[②]《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外夷·女真》，“山川”目“长白山”条，天顺五年内府刻本，第9页。

[③]《元一统志》明以后久无全本，今赵万里校辑本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开元路》“长白山”条下（中华书局，1966年，第219-220页）几段皆辑自《满洲源流考》。

[④]《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蕃界有名山川》，影印明金陵唐富春刻本，见《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四册，第1119页。

[⑤]参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六辑，1979年，第81-90页。石泉先生指出在一些文献中，“江”用于长江之外的一些河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否认“江”主要是长江的专名，至少在汉唐之间是确定的。

[⑥]这一点可以在正史的《地理志》里得到很好的证明。另外，在《水经注》里，黄河被称作“河水”，长江称作“江水”。都是标准的“专称+属名”的称呼。参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第1至5卷，及第33至3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⑦]《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2-3页，及第3270页。

[⑧]《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98页。

[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31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109页。《笺疏》本“江河之异”作“山河之异”，余先生在笺疏中又举敦煌写本所引世说做“江山”，而言“知唐人所见《世说》固作江”（第111页）。”然而《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作“江河”（第1747页），《通鉴》卷八七亦从之。胡三省注：“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第2771页）。此处的异文古来聚讼难定，综合各本，分别言之，仍以第一字作“江”，第二字作“河”为最多，故本文暂从《晋书》与《通鉴》。又，隆和年间桓温上疏要求还都洛阳时，仍写道“河洛萧条，山陵危逼……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以风马代指南海之君（楚）与北海之君（齐）的典故来看，与之对举的江、河自然也是以两条河流而代指洛阳与建康，这一修辞和王导完全一致。

[⑩]《文选》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明胡克家刻本，第183-190页。

[⑪]《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第975页。

[⑫]如前秦苻融说道：“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第3304页）。高欢也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第347页）

[⑬]《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隋炀帝至江都”条：“帝……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饮乐耳！’”（第5775页）可为一证。

[⑭]《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言“出于夫余”（第2213页）；同卷《百济传》言“其先出自夫余”（第2217页），百济王上表也称“臣与高丽源出夫余”。（第2217页）

[⑮]参今西龍「百済都城扶餘及び其の地方」『百済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年、391頁。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26- 342页。

[⑯]下文的论述主要依据韩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44页。

[⑰]北魏遣使者邵安等前往百济，第一次陆路高句丽“不令东过”，第二次从海路又“遇风飘荡，不达而还”。见《魏书》卷一〇〇《百济传》，第2218-2219页。

[⑱]《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百济传》言“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第1011页）被记为一场大规模战争。韩升前揭文在仔细考证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史料后，认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局部冲突，可能是北魏海上巡逻军阻截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而战斗蔓延到百济境内。（同上注）

[⑲]普通元年，梁授予高句丽王安宁东将军，而普通二年授予百济王宁东大将军。见《梁书》卷五四《诸夷传》，第804页。

[⑳]关于《梁职贡图》，请参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7期，第14-17页，以及刊前所附图版；王素以为后人所见所论的是《贡职图》，而非《职贡图》，还了几种《贡职图》国家编排对照表，见《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页；韩升《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东亚汉文化圈与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年，第120-137页；又Enoki Kazuo（榎一雄）, The Liangchih-kung-t’u, Memories of the Research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42, The Toyo Bunko, 1984; 收入Enoki Kazuo, Studia Asiatica（榎一雄著作集欧文卷）, Tokyo:Kyuko-shoin（汲古书院）, 1998, pp. 318- 383.

[21]申滢植《百济史》，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2年，第205页。

[22]韩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第40页。

[23]《北史》卷九四《百济传》，第3119-3120页。

[24]金富轼着，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四《百济本纪第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5]同上。

[26]参见《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221页；及同卷《孝武帝纪》，第233页。

[27]《梁书》卷三三《儒林·陆诩传》记载：“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可见百济借朝贡之机请求派遣博士是完全可能的。

[28]《周书》卷四九《高句丽传》载：“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第884页）；《北史》卷九四《百济传》还记有：“每年初，聚戏浿水上，王乘腰舆，列羽仪观之”（第3116页）。

[29]以下括号中的数字均指出现次数。

[30]参王力《汉语语音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0页。

[31]同上书，第308、340、365页。

[32]同上书，第133、198、239页。

[33]《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高句丽”条言：“马訾水一名鸭绿水，……高丽之中，此水最大。”（中华书局，1988年，第5015页）从后文我们知道，鸭绿江的更名应当与高句丽无关，此处先不妨如此理解。

[34]参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43-354页；又参今西龙「白江考」『百済史研究』、349-376页。

[35]参上注。有关白江名称来历与地望，中、日、韩学界探讨得已经非常多，但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问题。

[36]《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第2985页。

[37]《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1页。《校勘记》言“浿”原作“沮”，据《三国史记》卷二〇改。《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炀帝》补自《隋书》，所记同篇诏书即作“沮”。但是这几处的“江”字皆同。

[38]《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7页。

[39]《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第81、83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1、66页，等等。

[40]《新唐书》卷二二〇《高丽传》，第6181页。

[41]《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第3784页。

[42]《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46页。

[43]《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高句丽”条，第5015页。

[44]统一新罗有官职名“浿江镇典”，列为外官，也可说明浿江的边境属性。见《三国史记》卷四〇《杂志九·职官下》，第481页。

[45]参王小甫《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41-47页。

[46]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一《太祖世家》，（朝鲜）劳动新闻出版社，1957年，第15页。

[47]参魏国忠、郝庆云、朱国忱《渤海国史》第一章，及附录《渤海纪年表》，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8]《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第6179-6180页。

[49]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渤海故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50]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第1147页），可见渤海控制了临近江口百余里之外的整个流域。

[51]《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第6182页。

[52]以上俱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黑水靺鞨》及《北狄·渤海》，第6177-6179页。

[53] 8世纪中期新罗景德王更改了很多原高句丽境内的地名。一些地名被冠以从前所没有的“江”字，比如獐项县被改为临江县，屈押县被改为江阴县，等等。“临江”自然是靠近某条“江”，“江阴”则是在某条“江”的北岸，这些都暗示该区域“江”的存在，进而说明新罗统治者对“江”这一词汇颇有好感，并将它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参见金富轼着，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二》，第430页。

[54]《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第199页。

[55]《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第192页。

[56]参看郭珉：《鸭子河诸说之评述》，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73-76页。此文将前人关于鸭子河考订的结论分为七类，最终支持第七种说法，即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说。

[57]《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3页。

[58]《新唐书》卷144《北狄·黑水靺鞨》，6177页。

[59]《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路》，563页。

[60]《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长春州》，445页。

[61]《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62]《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373页。

[63]《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5页。

[64]以上论证的各河流最初的名称，或者说狭义的本名，但不能忽视这些概念的混乱复杂之处。比如改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以后，鸭子河旧名仍常见于史。比如“清宁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辽史》卷98《耶律俨传》，1415页）；又如混同江与疎木河也同时出现，见下正文所引。

[65]  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长白山”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56页。《岁时杂记》一篇，多抄自洪皓《松漠纪闻·续卷》。

[66]  洪皓撰，瞿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山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0页。

[67]《四库全书总目》卷99《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言其“至于诸蕃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中华书局缩印本，838页）诚然，比如《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黄龙府之西，大水泊之东”（第）便绝不可解。但至少有关长白山这一段是可靠的，否则不会被《元一统志》、《明一统志》，甚至最熟悉此地的满洲人编写的《满洲实录》所接受。

[68]《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宾州》，470页。

[69]《辽史》卷61《刑法志》上，937页。金毓黼也认为“东丹既建，仍用渤海之制，以治其土，臣其臣，子其民”，见氏著《渤海国志长编》卷4《后纪》，转引自魏国忠等着《渤海国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66页。

[70]这与辽太宗在灭晋后所改的年号“大同”，思路是一致的。

[71]参见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收入氏著《辽史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6-172页。傅先生此文对辽代四时捺钵的地点、活动、、细致的考察，认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不过傅文对捺钵地点选择与辽境内外异民族的关系似乎未曾注意，因而本文所论尚可附之骥尾。辽代皇帝的春季巡幸频率最高的地点除了混同江、鸭子河、纳水、春州、鱼儿泺（傅文以为即鸭子河泺）一带外，尚有鸳鸯泺一地。鸳鸯泺处在南京析津府至内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今张北县境内，可能与沟通草原上活动的阻卜等民族有关，有待进一步讨论。

[72]《辽史》卷4《太宗纪下》，48页。

[73]《辽史》卷68《游幸表》，1037页。

[74]《金史》卷1《世纪》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

[75]《辽史》卷15《圣宗纪六》，170页。

[76]同上，199页。

[77]《辽史》卷27《天祚帝纪一》，326页。舞蹈是臣下表示效忠的动作，渊源已久。在天祚帝的一次头鱼宴上，有一个坚决拒绝舞蹈的女真酋长，引起天祚帝的猜疑。此人宴归之后，“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同上），他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78]阿骨打起事时，对渤海遗民的宣传口号是“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见《金史》卷2《太祖纪》，25页。

[79]女真语见Daniel Kane, The Sino- 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of Interpreters华夷译语（女真馆）,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9, p.161 and p. 162. 满语见中嶋干起编《计算机处理御制赠订清文鉴》第一卷，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1993年，114页。

[80]洪皓《松漠纪闻》言“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29页），“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第30页），可见一斑。另，唐长孺先生曾论及“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收入《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73页。

[81]乾隆皇帝《御制松花江诗》自注云：“松花江以松阿哩乌拉得名，松阿哩者，即国语‘天河’也。”见《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5，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个词的语源，可能是Sungari <*tsungari < tängri.

[82]今天东北所有称江的大河，无一不与长白山有关，都经由名称从干流向支流推广的过程而来，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论。

[83]《金史》卷35《礼志七》，819-821页。

[84]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实录》所转写的“giyang”在意义体系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的读音是晚近的，按照《切韵》音系，江字属于开口二等字，南朝和唐初的江字是不可能有i介音的。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江韵的介音在宋代是/e/，在元代变为辅音性的/i/。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江字的发音应该是/kiaŋ/，蒲立本所拟的元代北京音同此（参见E. G. 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UBC Press, 1991, p. 149.），这与《满洲实录》所记载的gyiang完全一致。到《满洲实录》的时代，受唐宋以来通语的影响，东北的江字读音中增生了i介音是很自然的，并不影响江作为整个概念体系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