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

日常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

曹剑波

作者简介：曹剑波(1970- )，男，湖南益阳人，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知识论，E-mail:jbcao＠xmu.edu.cn。厦门361005

：《科学技术哲学》2016 年 11 期

原发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 年第 20164 期 第 33-39 页

关键词：实验哲学/ 知识归赋/ 语境敏感性/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Knowledge attribution/Contextual sensitivity/

摘要：在日常生活中，判断某人是否知道某事，不仅是十分常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当代知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日常知识的归赋具有风险效应、认知副作用效应、凸显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归赋者效应等。日常知识归赋受各种语境因素影响的实验数据，不仅为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知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问题和理论问题。

对某人是否知道某事作出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平常事，因为如果我们确信某人没有某种知识，那么我们就不会向他请教或跟他学习；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人对某案件知情，那么我们就不会把他当作证人，更不会相信他的证词；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判断犯错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错，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他公正的谴责，因为对犯错的不知者，我们纵然不能完全做到“不知者不怪”，至少也应做到“不知者少怪”。

判断某人是否知道某事，用知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知识归赋。在“A说：‘S知道p’”中，“A”是归赋者，“S”是主体，“p”是某个命题。传统主流知识论认为，影响A对S是否知道p的因素，主要是与S相关的确证因素，尤其是S所拥有的关于p的证据，而其他与S、A或p相关的风险、道德性、出错的可能性是否凸显、场景如何提供、归赋者的背景等则被认为是与知识归赋无关的、应该排除的、错误的因素。然而，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日常知识归赋，结果发现，日常知识归赋依赖于大量的、原以为与知识归赋无关的、应该排除的语境因素。实验知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的正确性，而且为知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

实验知识论研究最多的是风险因素。风险因素是否影响知识归赋是由当代知识论中影响最深远、讨论最激烈的归赋者语境主义(attributor contextualism)与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之间的争论引起。前者主要是以刘易斯(David Lewis)、德娄斯(Keith DeRose)和柯亨(Stewart Cohen)等为代表，后者则以范特尔(Jeremy Fantl)、麦格拉思(Matt McGrath)、霍索恩(John Hawthorne)和斯坦利(Jason Stanley)为代表。由于后者只强调主体的利益关系在知识归赋中的作用，因此又被称为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这两种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四：(1)是认知标准，还是风险，对知识归赋起最重要的作用?(2)是主体的风险，还是归赋者的风险，影响知识的归赋?(3)知识归赋是对归赋者来说的错误凸显(the salience of error)敏感，还是对主体的风险敏感?(4)知识归赋依赖语境吗?

归赋者语境主义与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学者推测，当其他细节相同，只有主体的风险有高低的差异时，与低风险的案例相比，在高风险案例中较少的归赋者会认为主体有知识。然而，实验知识论者所做的很多实验都没有发现风险在知识归赋中的作用。究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科学地设计实验问卷，没有恰当地控制实验条件。

皮尼洛斯(Nestor  Pinillos)[1]用实验证明，主体的风险在知识归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认为，有的研究者之所以没有发现风险在知识归赋中的作用，是因为所提供的案例没有固定所有与真理相关的因素，从而使受试者认为所提供的案例有不同的证据。为了检验这种看法，他设计了一种新的实验范式。他问受试者：在低风险和高风险案例中，主体要收集多少证据才能有知识。其案例是：

[计数低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幸福的大学生。他刚刚赢得一场由银行赞助的比赛。奖励是一次赢得一些电影票的机会。为了赢得这些电影票，并作一次秀，彼得有一整天去数他所在银行的一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大约有一百个便士。假如彼得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他想赢根本是不可能的。

[计数高风险案例]彼得是一位幸福的大学生。他刚刚赢得一场由银行赞助的比赛。奖励是一次赢得非常大的一笔钱的机会。为了赢得这些钱，并作一次秀，彼得有一整天去数他所在银行的一个罐子里的硬币。罐子里大约有一百个便士。这对彼得来说有很大的风险。彼得充分认识到，如果他回答正确，他将赢得奖赏，从而能够支付他母亲的救命手术费(否则他们担负不起)。由于他母亲的生命岌岌可危，因此，彼得准确数清硬币是非常重要的。

受试者要求回答的问题是：

“知识”问题：在彼得知道正确答案之前，他必须数罐子里的硬币至少_____次。

“规范”问题：在彼得向裁判宣布他的最后答案之前，他应该数罐子里的硬币至少_____次。

128位受试者分成4组，随机分配了其中一个案例。实验结果发现，受试者认为，与计数低风险知识案例(平均为2次)相比，在计数高风险知识案例中，主体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平均为3.5次)。计数低风险规范案例的平均次数为2，计数高风险规范案例的平均次数为5。后续类似的实验证明了风险的高低会影响对证据要求的多少。实验证明，风险会影响知识归赋。

二、知识归赋的认知副作用效应

我们都知道，要判断某人是否道德，他应该为他的行为负多大的责任，以及应该受到多大的责备，受此人事先是否知道他的行为后果影响。实验知识论最近的大量实验研究表明，这种先进行知识归赋，后作出道德评价的模式可以逆转。归赋者在归赋前对主体行为的道德判断，会影响人们对这个主体是否知道的判断，这种效应被称为“认知副作用效应(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在《认知副作用效用》[2]中，毕比(James Beebe)和巴克沃尔特(Wesley Buckwalter)请受试者阅读下面的一个场景：

一个公司的副总裁走到董事长跟前说：“我们正在考虑开始一项新的计划。我们肯定它将帮助我们增加利润，而且它将帮助(或危害)环境。”董事长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帮助(或危害)环境。我只想尽量获得利润。让我们开始这项计划吧。”他们开始了这项计划。果然，环境被帮助(或被危害)了。

受试者被问：“董事长知道新计划会帮助(或危害)环境吗?”结果证明，道德考量会影响人们对董事长是否知道的判断。在这两个案例中，即使人们对董事长的行为会带来某种副作用有相同强度的证据，然而，与副作用是好的相比，当副作用是坏的时，受试者更倾向于认为董事长知道他的行动会带来的结果。在危害条件下，90％的受试者选择董事长知道，在帮助条件只有61％。

巴克沃尔特还用实验证明，葛梯尔案例也存在有知识归赋的道德效应，为此，他设计了水泵案例。

[水泵案例]山姆的工作是将水泵入蓄水池。蓄水池里的水将用来灌溉当地几户农家的农田。有一天，山姆一边泵水，一边在收听无线广播。广播报导说，当地官员怀疑附近的一家工厂排出的化学物质X已经进入了当地的水库，可能对当地的庄稼非常有益(或有害)。山姆心想：“我不关心他们的庄稼；我只是想赚取我的工钱”，并继续泵水。果然，庄稼开始旺盛(或死亡)。事实证明，当地官员对水里的这种化学物质的看法完全错了。分析这些水后，他们没有发现化学物质X。后来的科学报告证实，庄稼的旺盛(或死亡)完全是因为一种真菌，这种真菌一直在山姆的水泵里偷偷地生长。

这两个案例描述有个人相信他的行为会带来或好或坏的结果。虽然这个信念实际上是真的，然而当事人形成和确证这个信念的方式却只是侥幸。按照当代主流知识论的观点，我们不会认为山姆知道其结果是有益还是有害庄稼。在有偿的在线调查中，86名受试者随机分配了其中的一个案例，并被问是否同意“山姆知道通过泵水，村民的庄稼会旺盛(或死亡)”。

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其中，1=非常反对，4=既不同意也不反对，7=非常同意。结果发现，在这两个案例中，受试者对山姆的看法有显著的差异。与结果是好的(得分为3.05)相比，当结果是坏的(得分为4.86)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山姆知道。当泵水产生好的结果时，受试者倾向于给出主流知识论的标准答案，即山姆没有知识。然而，当泵水产生坏的结果时，受试者会说山姆确实知道。这两个案例中山姆的认知地位是相同的，他的确证的信念是真的仅仅是因为侥幸。坏结果案例却完全颠倒了标准的葛梯尔直觉。这表明，在葛梯尔案例中，道德判断对人们归赋知识的直觉有很大的影响。

其他类似的研究也重复了知识归赋的道德效应。这些研究证明，评价判断在日常知识归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知识归赋的凸显效应

为了验证凸显的错误可能性在知识归赋中的影响，谢弗(Jonathan Schaffer)和诺布(Joshua Knobe)[3]用生动而又具体的方式把出错的可能性凸显出来，其场景为：

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萨拉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汉娜说：“两周前的那个周六的早上，我在银行时，银行营业。因此这个银行周六营业。我们可以现在回家，明早再来存钱。”

第一个场景接着：

萨拉回答说：“好的，这听起来不错。我们周六再来。”

第二个场景则是：

萨拉回答说：“嗯，银行有时确实会改变它们的时间。有一次银行改变时间，周六不营业，我弟弟莱昂陷入了麻烦。想象一下明天开车到这里，却发现大门紧锁，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呀!”

所有的受试者随机分到了一个场景，并要求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汉娜知道银行周六会营业”这个主张。结果发现，与第一个场景中错误的可能性没有凸显相比，当错误的可能性在第二个场景中以具体而又生动的方式凸显出来后，受试者同意的程度有显著的变化。在不凸显的场景中，受试者倾向于同意知识归赋(在7分制中，平均得分为5.54)，而在凸显的场景中，受试者倾向于不同意(平均分为3.05)。实验结果证明：出错的可能是否凸显，在人们归赋知识时确实起重要的作用。

在《抽象+具体=悖论》[4]中，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用抽象度不同的2个问题来测试受试者。其中抽象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不能为相信一个主张提供任何充分的理由，那么这个人知道这个主张是正确的，这是可能的吗?”；具体的问题则是“如果你不能给出任何充分的理由相信，你相信是你母亲的这个人真的是你的母亲，那么你知道她是你的母亲是可能的吗?”结果发现，对抽象的问题，有52％的人回答“是”，对具体的问题，有88％的比例回答“是”。这些结果证明，抽象性和具体性影响知识归赋。

四、知识归赋的场景呈现效应

斯温(Stacey Swain)等人[5]发现，知识归赋受场景呈现前的对比对象的影响。其案例是：

有一天，查尔斯突然被一块掉下来的石头砸中了，他的大脑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他估计所在地的温度时，他总是绝对正确的。查尔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几周后，这个变化的大脑使他认为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事实上，当时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查尔斯真的知道他房间的温度是71华氏度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

结果证明，对查尔斯的知识归赋很大程度上依赖在读这个案例前受试者所读的案例。如果受试者先前被提供了一个明显是知识的案例，那么他们不太愿意认为“查尔斯知道温度是71华氏度”；如果受试者先前被提供了一个明显不是知识的案例，那么他们更愿意认为“查尔斯知道温度是71华氏度”。这个实验证明，在知识归赋中存在场景呈现效应。

在《风险对证据不重要的证据》[6]一文中，讷塔(Ram Neta)和费兰(Mark Phelan)做了一系列对比实验，发现知识归赋受场景提供的方式影响。其中的一对案例是街标案例。它们的不同在于第一句话，后面的描述都相同。

不重要的街标案例的第一句话是：

凯特在街上散步，毫无理由，也毫无目标，只是散步而已。

重要的街标案例的第一句话是：

在中午前，凯特要赶到中央大街：这关系到她的生计。

两个案例后面的共同描述是：

上午11：45，她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抬头看到街标上写着“中央大街”。凯特看了看她的表，是上午11：45。四周的光线很好，凯特的视力很正常，而且她清楚地看了街标和她的手表。她没有特殊的理由不相信街标的准确性。她也没有特殊的理由不相信她的表的准确性。凯特可以搜集她在中央大街的更多的证据(例如，她可以去找一张地图)，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基于街标，她已经认为她在中央大街上了。

采用7分制李克特量表(从1=“不自信”，到7=“非常自信”)，问受试者：凯特对她在中央大街应该有多大的自信?

当受试者只拿到这两个案例中的一个时，在不重要案例中，平均得分为5.61，在重要案例中得分为5.79，没有统计学的显著性。然而，当受试者同时拿到这两个案例(次序有打乱)时，则出现了统计学的显著性，并且不重要案例的平均得分为5.76，重要案例的得分为5.26。这表明，场景呈现是单一的，还是并列的，会影响知识归赋①。

五、知识归赋受归赋者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

S是否知道p，受说出“S知道p”或“S不知道p”的人影响，受归赋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这是发表于2001年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这篇实验知识论的奠基之作的重大发现。现有大量的实验表明，知识归赋受归赋者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所受哲学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1.知识归赋受归赋者的文化背景影响

在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中，温伯格(Jonathan M.Weinberg)等人发现，文化差异影响包括特鲁特普案例、葛梯尔案例、斑马案例在内的许多著名哲学思想实验的知识归赋。其中的一个实验的案例是：

鲍博有一个朋友吉尔驾驶一辆别克车多年了。鲍博因此认为，吉尔驾驶一辆美国车。然而，鲍博并不知道的是，吉尔的别克车最近被人偷走了，而且他也不知道的是，吉尔已经用一辆潘迪亚克车取代了它，潘迪亚克车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美国车。鲍博真的知道，吉尔驾驶一辆美国车，还是他只是相信吉尔驾驶一辆美国车?([7]，p.29)

实验结果发现：尽管74％的西方受试者给出了当代西方知识论的标准答案，认为鲍博只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吉尔驾驶一辆美国车”，然而，53％的东亚人和61％的南亚人则给出了相反的答案，认为鲍博真的知道。([7]，pp.30-31)

实验调查还发现：有10％的西方人，30％的南亚人认为，在癌症阴谋案例中，主角有知识；有31％的西方人，50％的南亚人认为，在动物园斑马案例中，主角有知识；在个人主义的特鲁特普案例中，有32％的西方人，12％的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在长者特鲁特普案例中，有35％的西方人，25％的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在社区广泛的特鲁特普案例中，有20％的西方人，32％的东亚人认为，主角真的知道。([7]，pp.27-32)这些结果证明，在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有显著的认知直觉差异。

2.知识归赋受归赋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温伯格等人还发现，在斑马案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影响认知直觉。他们改写的斑马案例如下：

帕特和他的儿子在动物园，当他们来到斑马笼旁时，帕特指着一只动物说：“那是一匹斑马”。帕特是对的——它是一匹斑马。然而，假定参观者与斑马笼之间有一定距离，帕特不能区分一匹真斑马与一只巧妙伪装看上去像是一匹斑马的骡子。如果那只动物真的是一匹巧妙伪装的骡子，帕特也会认为它是一匹斑马。帕特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一匹斑马吗，或者他只是相信这一点?

实验结果表明，有33％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认为“主角真的知道那只动物是一匹斑马”，认为“主角只是相信”的人数占67％；高社会经济地位认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只有11％，认为只是相信的比例高达89％。([7]，p.33)这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受试者之间也存在知识归赋的差异。

3.知识归赋受归赋者所受哲学的程度影响

在《元怀疑主义：民族方法学的思考》中，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等人发现，在缸中之脑假设的情境下，对“乔治真的知道他有腿”问题，上过三门或更多哲学课的受试者，与只上过两门或更少哲学课的受试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前者只有20％的人回答“是”，后者回答“是”的比例为55％[8]。我们经常发现，上过哲学训练的人所使用的直觉不同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所拥有的直觉，他们更能深思熟虑。

迈尔斯-舒尔茨(Blake Myers-Schutz)等[9]最近用实验证明，训练有素的哲学家的直觉与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普通人对知识的必要条件有重要的差异。虽然知识论者历来认为，命题知识蕴涵信念，但是他们的实验却挑战了这个假设。他们使用的一个案例是：

凯特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历史考试。她现在正在参加考试。直到她做到最后一道题时，一切都很顺利。这道题是：“伊丽莎白女王死于哪一年?”凯特复习这个日期多次。她甚至在几小时前还把这个日期背诵给一位朋友。因此，当凯特看到这是最后一道题时，她松了一口气。她自信地低下头看着空格处，等着回忆起这个答案。然而，在她记起它之前，老师打断她并宣布说：“好吧，考试就快结束了。再多给一分钟给你最后确定你的答案。”凯特的举止突然改变。她抬头看了一下钟，开始变得慌乱和担心了。“哦，不。在这种压力下我不能表现得好。”她紧握铅笔，尽力回忆答案，却没有记起来。她很快失去了信心。她对自己说：“我想我只能猜这个答案了”。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后，她决定把“1603”填进空格。事实上，这是正确的答案。

他们问一组受试者故事的主角知道什么，问另一组受试者主角相信什么。第一组有87％的受试者说，凯特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在1603年去世；在第二组中，只有37％的受试者说凯特相信它。通过构建一系列包含隐含的偏见、健忘以及对故事的情绪反应的场景，迈尔斯-舒尔茨等人发现，受试者更多认为主体有知识而非信念。这对“知识蕴涵信念”的哲学观点提出了挑战。

六、日常知识归赋的实验结论与未来的研究

实验知识论在日常知识归赋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日常知识归赋对风险、道德性、出错的可能性是否凸显、场景如何提供、归赋者的背景等语境因素敏感，具有风险效应、认知副作用效应、凸显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归赋者效应等。实验知识论的最新成果不仅为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知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问题和理论问题。

1.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

我们认为，知识归赋受归赋者语境因素、主体语境因素和归赋条件语境因素的影响，知识归赋的结果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用函数式可表示为：R=f(Ac，Sc，Cc)。其中R表示归赋结果，Ac表示归赋者语境因素，Sc表示主体语境因素，Cc表示归赋条件语境因素，f为函数式表达符号。R=f(Ac，Sc，Cc)表明，知识归赋结果R是Ac、Sc和Cc的三元函数([10]，pp.300-308)。

知识归赋的多元语境敏感性，可用实验知识论发现的影响知识归赋的多种因素来证明：(1)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中的风险，既可以是主体的，也可以是归赋者的，证明了Ac和Sc对知识归赋的影响。正因为知识归赋受归赋者语境因素和主体语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看来，只强调主体风险的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是片面的。由于风险的提高会导致自信心的下降，从而需要更强的证据，而证据力量的提升与认知标准的升高一致，因此风险的大小，与认知标准的高低也是一致的。这也证明，作为主流的归赋者语境主义由于只强调知识归赋对归赋者的认知标准敏感，因而也是片面的。(2)知识归赋的认知副作用效应来源于归赋者对命题p内容的道德性质的感知，属于归赋者语境因素。(3)知识归赋的凸显效应中的凸显，既可以是对风险的凸显，也可以是对出错可能性的凸显，因此属于归赋条件语境因素。凸显效应证明归赋条件语境因素在知识归赋中的作用。由于凸显的因素既可能是对主体来说的，也可能是对归赋者来说的，而归赋者语境主义和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各执一词，因此两者都是片面的。(4)知识归赋的场景呈现效应属于归赋条件语境因素。(5)影响知识归赋的归赋者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属于归赋条件语境因素。我们预测，随着实验知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影响知识归赋的因素将会发现，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将会为越来越多的实验所证实。

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不少知识论者把语境范围片面化，有的只看到了认知因素特别是标准因素，有的只看到了风险因素；有的只看到了主体因素，有的只看到了归赋者因素；有的只看到语义因素，有的只看到语用因素。他们常常认为这些因素相互对立，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以一方批判另一方，以一种理论批判另一种理论，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无关宏旨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争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只强调归赋者和认知标准的语境主义，或只强调对比项凸显的对比主义，还是只强调主体的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或只强调风险的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主张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敏感性，主张知识归赋受多元因素影响，它们既可能源于提到或注意到相关的选择项，也可能源于出错可能性的凸显；既可能基于归赋者，也可能基于主体；既可能来自语义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语用的因素；既可能来自利益关系，也可能来自知识标准。我们认可布坎南(Reid Buchanan)对语境主义扩大化的理解，他说：“‘语境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给定的信念或一种知识的确证依赖于语境制约，这种制约有‘论题的’或‘学科的’制约(被研究的主题所决定)、‘境遇的’制约(被正在讨论的信念或知识主张的有用证据这类境遇因素所决定)、‘辩证的’制约(被当前的状况如问题境遇所决定)，等等。”[11]我们认可被德雷兹克(Fred Dretske)所批判的激进的语境主义，这种语境主义主张，知识归赋“不仅相对于认知者(即知识归赋中的主体——引者注)的境况，而且相对于归赋者的境况”[12]。我们主张的知识归赋的语境主义比这种激进的语境主义更激进，因为它还强调归赋条件语境因素的作用。

“知识归赋结果R是Ac、Sc和Cc的三元函数”表明：知识归赋的各种语境因素在知识归赋中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而非偶然的、可有可无的、外在的因素。柯亨对归赋者语境的内因性说明可帮助我们理解知识归赋语境的内在性，他说：“严格地说，不应该说S在一种语境中知道，而在另一种语境中不知道，人们应该正确地说在一种语境里‘S知道p’是真的，在另一种语境里则是假的。”[13]戈特沙林(Verena Gottschling)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语境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主张它的真值能够变化，仅仅是因为归赋句的知识内容能变化，而不是在不同语境里作出的同样的知识归赋在真值上能变化。”[14]知识归赋的语境因素是内在于“A说：‘S知道p’”中的，不可或缺的、必然的因素。

对于知识归赋的多样性，有人可能会担忧，如此多的知识归赋会使我们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松散的、或多或少的、无关的案例的集合体”[15]。对于这种担心，可用我们提出的知识归赋的语境分析法([10]，pp.314-321)来消除。

对于我们的这种语境主义，反对者可能会说它太泛，不够精细，不利于正确描述知识归赋的现象。我们反对这种批判，因为我们的这种语境主义，把更多的影响因素都包含在内，再结合我们提出的知识归赋的语境分析法，更能细致地描述各类知识归赋中的敏感性，而且还可以避免建构不必要的繁多理论，避免各种繁琐的理论之争。

2.知识归赋的新问题

实验知识论的最新发现表明，知识归赋具有语境敏感性。这些重要的发现为实验知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证问题和理论问题。

在实证方面，对这些语境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将继续推进我们对这些因素在知识归赋中的作用的理解。在知识归赋问题上，未来实验知识论的工作可扩展到对影响知识归赋的其他因素的探索上，并深入细致地研究主体和归赋者的利益关系如何设计才能导致风险效应，凸显效应应该如何设计才会出现，以及研究认知副作用效应的定量问题，人口学变量的广泛性和坚实性问题，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在认知直觉上共同受框架效应、顺序效应、环境效应等影响的程度问题，等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需要细致探讨这些发现的哲学意义；另一方面要深入地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不同的知识论者对“知道”的解释不同，心理学家对知识归赋的解释也不同。哪些认知心理学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影响日常知识归赋的因素，哪一种最有说服力?如何论证各种语境因素是知识归赋因素中内在的，而非偶然的，甚至错误的?各种影响知识归赋的语境因素中有某些显然会影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的判断，这个事实会威胁使用认知直觉作为知识论证据的那些方法论假设吗?如果会，会威胁哪些?随着实验哲学的工具渐渐成为一种必须的和广泛接受的知识论研究的一部分，通过解答这些实证的和理论问题可能导致知识论研究的新的、重大的发展。

(感谢2012年第八届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和2013年外国哲学年会上的专家与学者对相关内容的批评与建议!)

注释：

①这里有一个预设：证据越好，越自信。而证据越充分，越有可能进行知识归赋。

参考文献：

[1]Pinillos,N..'Knowledge,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A].Brown,J.,Gerken,M..(Eds.),New Essayson Knowledge Ascription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Beebe,J.,Buckwalter,W.'The 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J].Mind & Language,2010,25(4):474-477.

[3]Schaffer,J.,Knobe,J.'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J].,2012,46(4):694-695.

[4]Sinnott-Armstrong,W.'Abstract+Concrete=Paradox'[A].Knobe,J.,Nichols,S.(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20-221.

[5]Swain,S.,Alexander,J.,Weinberg,J.M.'The Instability of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Running Hot and Coldon Truetemp'[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8,76:138-155.

[6]Neta,R.,Phelan,M.'Evidence that Stakes Don’t Matter for Evidence'[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forthcoming).

[7]Weinberg,J.M.,Nichols,S.,Stich,S.P.'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A].Knobe,J.,Nichols,S.(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7-46.

[8]Nichols,S.,Stich,S.,Weinberg,J.M.,'Meta Skepticism: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A].Luper,S.(Ed.),The Skeptics[C],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2003,241-242.

[9]Myers-Schulz,B.,Schwitzgebel,E.'Knowing That P Without Believing That P'[J].,2013,47(2):371-384.

[10]曹剑波.知识与语境：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Buchanan,R.'Natural Doubts:Williams’s Diagnosis of Scepticism'[J].Synthese,2002,131:62.

[12]Dretske,F.'Externalism and Modest Contextualism'[J].Erkenntnis,2004,61:173.

[13]Cohen,S.'Contextualism,Skepticism,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J].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99,13:65.

[14]Gottschling,V.'Keeping the Conversational Score:Constraints for an Optimal Contextualist Answer?'[J].Erkenntnis,2004,6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