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四条街道组成的一个街区，街道两侧都是华人开的店铺，从小型的超市，到电影院，中医诊所，算命店，书店，凡与生活有关的基本门类齐全。店铺的招牌都是用繁体中文字和英文书写的店名和广告，门面的装修也都各具中国特色，只是与我们一路逛来看到的其它街道有所不同的是，我总觉得这儿好像显得比其它街区零乱些，不如别的街区整洁。

我并不相信我们华人就不如白人爱整洁爱干净，但眼前看到的唐人街确实是使我内心不得不承认比其他白人区差，我这人碰上搞不明白的事就爱找找原因，我仔细的观察这几条街道有那些显得不醒目整洁之处。

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我们中国的店铺和临街民宅的建筑结构风格本身就是古老而复杂的，选用的装饰颜色也大多是喜庆色彩强而刺眼的红色为主，其次就是灰色和深色，这种风格和颜色本身就不够柔和，并且与大自然主色调的蓝，绿不能混成一体或无过渡分隔。加上中式砖木结构的不够明快简洁，就给人一种沉旧感。

而西式现代商业及民用建筑讲究的是明快及与自然和谐，材料也多选用玻璃，铝合金，不绣钢等等泛光易清洁的物体，在这方面我们中式建筑自然先失一分。

2．这里唐人街上的店铺十分拥挤并装修的不勤，这说明华人移居此地上百年仍不是社会富裕阶层的主体，或者说整体上还是停留在小商业阶段，没有雄厚的资本和高额的利润自然不能建出有纯厚的实力，宽阔的布局，醒目的外观的街区。

3．相对来说华人是不如白人注重干净，比如，我看到沿街的肉店门前洗肉洗器具的污水直接从店门口流入街边的下水道，而店里的伙计穿着洗得不彻底的白大褂站在店里操作着。显得不太整洁。

说来说去，还是经济实力不够，加上人的因素。这些我观察出来的原因后来也在我到其他城市的唐人街逛过后得到了证实。

不过，别看这的华人相比白人经济实力差，可在我们这些大陆人面前他们可觉得我们是穷小子。每当我们进一家店铺时，我们的服饰和举止加上我们一口的普通话当然就表明了我们是来自大陆，店里的售货员或老板只是爱搭不理的接待我们，如果我们问问某种东西的价格或想拿来看看时，人家大多数情况下会说：“很贵的啦，”“你们买不买啦。”

真有意思，我们穷是事实，但我们到白人开的商店即使是不买东西闲逛，人家还是热情的打招呼并介绍自己的货色，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买点什么真不好意思。而到同族同种的华人店里却被同胞明明白白的点出：你是个穷鬼！

如果说此地的华人确实比我们富裕很多倒也不见得，给我们船供应物品的供应商外勤员陈先生的生活使我了解了温哥华大部分的华人的生活水平。

我第二次到温哥华是83年的秋天，我们到达的当天就是中秋节，在船没靠码头时，我们的管事向供应商订了一批船用物资，其中按船上每人一盒一共订了36盒月饼。

当陈先生将我们所订的物品送到船上时，管事发现月饼太贵了，一盒四块的月饼要价四十加元，几乎就是我们一个月的外汇伙食费。管事提出只要36块月饼其余的退货。

陈先生很为难地说：“这月饼明天就没人买了，我不能接受退货。”

管事自然也不让步，两人为这事几乎红了脸。

陈先生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老板，老板把他骂了一顿，说他不该与管事争吵，人家不要就拉回公司，得罪客户不行。陈先生很丧气地将月饼拉走了。

几天后，陈先生到船上来结帐，他一提起月饼的事很恼火：“唉，给女人打工真是难做，那天我想避免老板的损失，和管事争吵想不退货，老板骂我不懂做生意，宁可把货拉回去也不能得罪客户，等节过完月饼剩下了，老板又骂我笨，说是既然卖不出去了何不当时就送给你们做个人情。”

我问陈先生：“你的老板是女人？”

“是的，她原来是重庆警察局长的小老婆，49年跑到澳门嫁了个洋鬼子移居到这，因为与中国领事馆关系好接了不少大陆的生意，比如从这里出木材去大陆，从大陆进青岛啤酒和水仙花牌罐头食品到这卖，还有就是大陆船的物品供应。靠大陆的生意赚了不少钱。这里每年都有很多出口到大陆的大批量货物，与大陆的生意使本地的一些华人商人赚了很多钱，生活过得不错。”

我又问：“你一口一个大陆大陆的，你是台湾人？”

陈先生很坦然的说：“是呀，我和太太从台湾移居到这十年了。”

“在这生活好过么？”我试探着问。

“不好过啊，我一家三口人，我一个月供房要700加元，一个小孩在幼儿园的全部费用要280元，再加上保险，供车和日常生活用钱，我一个月的收入税后只有1200元，所以太太也得做一份工作才能维持。”陈先生大吐苦水。

“是不是你们才来这里不久，以后会好一些？”

“不是的，我和太太还是有学历的，这里的老华人都是拼命做了一辈子才开个小商店，没什么钱的，他们的子女在本地出生受教育，就算是做到白领也不过是和我的经济情况差不多。”陈先生很诚实的告诉我。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华人要往这里跑，甚至是偷渡？”

“因为被人骗了或者以为这里好啦！这里的人回到国内去只说他们过得好的东西，不讲自己不好的东西，还有就是不管怎么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是高一些，其实那有不用苦做就能过得好的事，来到这里，先要过语言关，又和我们那里不一样，不讲人情的，做多少拿多少钱，人家这里搞了很多年，能发大财的事早都做到了，你来只能打工了。白鬼子生活习惯又和我们不同，人家喜欢安静，我们喜欢热闹，没有大把的亲戚来往很闷的。”

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曾经有位朋友很炫耀地对我说：“我妹妹去美国半年就买了辆车开！”

我心里暗笑：如果一个民工到北京打工，半年后买了辆旧自行车，北京人会怎么看，他那些家里的穷乡亲会怎么看？

农民到城里来找钱挣，想过跟好的生活这无可非议，但一是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吹过分了，使那些还在农村的乡亲们产生误解，第二跟不该还不是腰缠万贯就瞧不起乡亲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上等人了。

在国外，我经常遇到一些这样的华人，看我们的眼神好象他已经是蓝眼睛白皮肤了。

91年，我到巴西的维多利亚港，巴西的生活水平比此时的中国大城市高不了多少，除了欧式建筑外，仔细观察，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中国大城市。

那天我和几个水手下地，天下雨了，因为是上午9点左右，街上的店铺都没开门，我们想避避雨就找了个地方避避雨，在一家很小的华人饭馆前，我想因为巴西人讲葡萄牙语还是进华人店语言方便，于是我按了门铃，因为是全玻璃门窗，我看到站在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不出来只是向我点头，就带着弟兄们进去了。

“对不起，太早了，因为下雨，我们只好进来了。”我很有礼貌地说。

“你们随便坐吧。”老板娘不冷不热地说。

弟兄们坐下了，我看老板娘这么冷淡，，没办法，外面下着雨，她对我们的制度反感总不会对钱反感吧。

“请一人给我们一杯啤酒。”

老板娘听了我的要求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快，但她还是把四杯啤酒放到了我们面前。

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我又向老板娘说：“有中文报纸么我们想看看。”

因为饭馆和咖啡馆都免费提供报纸，所以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老板娘找出了一些本地的中文报纸递给我们。

弟兄们明显察觉出了老板娘的不友好，他们悄声问我怎么回事，我摇摇头。不一会雨停了，我示意弟兄们把酒喝完走人，起身到柜台前对老板娘说：“对不起，银行没开门，我只有美元付钱，多少钱？”

老板娘看着我手上的美元楞了，因为巴西货币贬值速度快，人们都喜欢拿着美元，很多生意人只要有了利润都马上到黑市换成美元。可这位老板娘怎么看着美元发楞呢？

“这！不！不要钱了，我以为你们是。。。。。。”老板娘迟疑地说。

什么？她！我明白了：她以为我们是穷得要酒喝的！

我一股火涌上来！

且慢，我知道，到巴西这种地方来的华人，除了当年上海大资本家荣氏家族的一支是带着资金来巴西的，其他的华人大多是生活所迫来的，他们对大陆也不了解，只知道大陆穷，穷到什么样也不清楚。再说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更是他们想不到的。

我为什么要火，不火，用事实说话。

“那能呢，这是生意，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如果那天你和你先生及一家人愿意到我们船上来玩，我会用最好的中国青岛啤酒招待你们，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朋友交往可以不要钱。”

“你们的船停在矿砂码头？”

“是啊！一艘很大的船，十三万吨的。”

“大陆自己的船？”

“是啊，中国自己的船，装了矿石回宁波，送到宝上钢铁厂炼钢的。”

“哦！真的不收你们钱了，你们什么时候还想来就来吧。今天我先生不在了，他要是在一定会和你们喝酒，谈谈大陆的事。”

“还是收吧，不然我们以后那好意思再来。”

老板娘收下了钱，热情地把我们送出门。

由于国内的人们以前对国外了解不多,看到海外华人们回来时都很都很富裕的样子,猜想这在国外一定很好混,于是有很多人想方设法出国,出国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没错,不过要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就没意思了.

远洋船员能去很多国家，想留在国外机会也很多.但据我所知,远洋船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留在国外的并不是很多.,具体的原因我只想讲几个故事.

曾在我们国家早先的规定里，只要是私自留在国外就算是叛逃，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改为分叛逃和出走两种。，只是为了生活留下的定为出走，做出了三反行为的定为叛逃。对前者后来还规定一年内保持公职，回来不追究其出走行为。

要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些人留在国外开始也不是想干什么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但因惧怕所留下的国家不接收或回来不被善待，反而做出些三反的行动。

要说留在国外生活在很多国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外轮的船长在得知自己的船员“JUMP”跳船时，只是当做一种工作毁约处理，司空见惯，根本不以为奇。

我们远洋船员最早的一个“叛逃者”是70年代末的一个电机员，他家在农村，生活贫困，每次他休假回家都会为带回家的钱物如何分配而烦恼。因为一盒糖，一包奶粉，一筒茶叶常常闹得亲人不和令他左右为难，甚至使他对回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78年，当他的船停靠在德国的基尔港时，他碰见了一位女同乡，那女士三十来岁，独自经营一家中国饭店，因为是老乡，他与她很聊的来，渐渐的就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老乡，不想这老乡看上了他，劝他别走了，留下来和她一起经营这饭店过日子，这船员真的听从了那女士的话不回船了。

船上的领导知道后通过代理要求见见他，想做做思想工作争取他归船。可在移民局里船长和政委见到他时，在他的身边一边是那位女士一边是律师，船长和政委没辙了，只好人他去了。

他们结了婚，为了他能尽快合法的留在德国，他按律师的建议宣布放弃中国国籍到德军中服役一年半，因为有了军中服役的记录就可以很快拿到德国居留权。

若干年后他当年的同事在基尔碰见了他，那时他已与饭店女老板有了孩子，生活过得很富足，但思乡的愁绪总是笼罩在他心头，因为当年是那样留下的，中国使馆不给他签证，太太也担心他回中国不再回来而不放他回国，这么多年来他只能是望乡而叹。

在改革开放前，这种留在国外的事在远洋船员中很少很少，改革开放后逐渐的多了起来。对于这种事的态度我自己的变化也是逐步转换的，当我第一次到加拿大时，看到那里的人们生活富裕，物质丰富，我也暗地里思衬：都是人，为什么他们就能过得比我们好？我不笨也不傻，要是留在这里，很快我也能过上这种生活。但留下不是一时冲动就行动的，另外还有很多制约自己的因素。随着我走过的国家越多，见过的事情越多，了解各个国家的生活实质越深，我深深的感到：只有生我养我的中国最好，在这个自己熟悉的文化，自己习惯的环境中我才能活的有滋有味。找到自己的归属。

以前由于不开放，人们了解国外的少，会有一些人对先进国家的生活产生一些幻想。如果一味的堵截反而会适得其反，打开国门，多渠道的让国人走出去，亲身感受在外国生活的滋味，我想很多人会有自己的正确选择。

9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所在的船到美国西岸的港口城市洛杉矶装货。当时船上有一个刚刚从学院毕业的实习生，小伙子精明能干英语好，在船上人缘很不错。只是在日常接触中我发现他一提跳船的事就眼中发光，虽然我们说这事的时候他从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听的很认真。

一次，在休息室大家聊天，又聊到了跳船的事，我知道那小伙子很想听听跳船的事，就讲起了在美国跳船应该怎样做。

在美国，如果一个船员跳船有三种选择：

一，下地后一头扎进华人区，找一个老板藏起来，当然那老板不会白养你，你得给他打工，能拿到的是远远低于美国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换来的是老板帮你与移民局捉迷藏，苦挨几年，一但碰上美国人为了吸引劳动力到缺人手的行业工作或其他有利于美国的原因而搞的大赦，才可能从黑户口转为合法居留。

二，一下地就跑的离这城市远远的，一路打工挣钱，但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太久，只要有人发现你的底细，等待你的不是移民局班房就是人家的敲诈。如果你运气好，三四年没有倒霉，就能攒上几个钱找个律师申请个绿卡，正常走入美国社会。

三，1984年，，由于苏联领事馆对美国官方施加了很大压力，尽管那水手一再申明要是他被交回祖国，等待他的只有枪子，美国人还是把他遣返了。这事引起了一些议员的关注，他们搞了一个法案：，，没有国务卿和总统的批准任何当局不得把人遣返回他的祖国。而且在他没有找到工作之前，由政府提供他相当失业金水平的生活费并免费培训英语及他所愿学习的职业技能。

，这么干就是叛逃！下场是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使馆的签证，永远别想回国。

讲完了我看看表，因为我要值后半夜的班，我回房间睡觉去了。就在我快要睡着时，有人轻轻的敲我的门，我应声后那小伙子悄悄的进来了。他走到我的床前很真诚的说：“大哥！我想今天后半夜跑。”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确实有这想法，我起身靠在墙上示意他坐下：“好啊，不过大哥我提醒你三件事，一，提前说好几点走，到时我和值班水手离开舷梯，你走我们没看见。二，想好我刚才说的三种办法，你走那条路。三。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步跨出去就别后悔。”

他听了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好了，我要睡觉了，你出去吧。”

后半夜，我和水手们在甲板上干活，一直没注意梯口是不是有人下去了。

第二天早饭时，果然不出我所料，小伙子平静的吃完早饭去工作了。

往期点此查看：

→《海上那群男子汉》 01 澳中友协

→《海上那群男子汉》 02 花花事

→《海上那群男子汉》03 罗马尼亚

→《海上那群男子汉》04 磅逊港的最后一条中国船上

→《海上那群男子汉》05 磅逊港的最后一条中国船下

→《海上那群男子汉》06 国旗啊！国旗！

→《海上那群男子汉》07 遥远的巴西

→《海上那群男子汉》08 圣诞快乐

→《海上那群男子汉》09 肚皮舞

→《海上那群男子汉》10 非洲特资

→《海上那群男子汉》11 小日本

→《海上那群男子汉》12 走进温哥华

→《海上那群男子汉》13.14 伊纳瓜岛&钓鱼

→《海上那群男子汉》15 走过海湾

→《海上那群男子汉》16遭遇美国军舰

→《海上那群男子汉》17 形形色色的美国人

→《海上那群男子汉》18 海员俱乐部

→《海上那群男子汉》19 偷渡者

作者简介：

梁斌男

1958年出生.北京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延庆县插队. 后进入北京铁路分局工作，任铁路工人.

1977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计算机专业,后转入78级航海系远洋驾驶专业学习.

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工作,任远洋货船驾驶员.远洋货船一级大副.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1991年转到陆地工作,从事过多种职业.

2002年开始写作,曾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其纪实作品集《海上那群男子汉》已于2008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创办网络广播《海事船说》，并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FM等平台发布相关作品.该广播内容为音频版《海上那群男子汉》、《海院走出的男子汉》以及梁斌先生主讲的“世界海战史”脱口秀等节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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