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处境变化: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解读

内容提要：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空间”对于分析资本全球流动的重要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以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作为基础，综合国外学者对于空间的研究，力图阐释清楚：资本为了达到积累的目的，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空间”的，进而论述资本生产空间的具体过程，并通过这一理论提出：对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工人身上的变化，需要放置于资本生产空间的异质性、结构化过程中去理解。最后对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归纳，以期丰富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问题的研究视角。

关 键 词：空间  空间生产  差异地理  全球化  工人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一方面是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工人如果能找到工作，就能获得“勉强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去做贼或者饿死。恩格斯目睹了英国工人在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的痛苦与挣扎，并写道“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成书迄今，已经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工人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工人群体的状况也变得错综复杂。金融资本借助全球市场，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中，新的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得以建立。在新的分工体系中，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出现了极大的异质性：一端是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保证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基本工时，保障了工人的劳动权益；而另一端，非洲的工人将民族独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后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操作机器来维持基本生计，南美洲的代工厂内部年轻的女性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按照管理层的喜好进行着装打扮。与此同时，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发展，工人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制，工人经历了从“铁饭碗”到“合同工”的身份置换，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经济、；另一方面，在南方沿海城市涌现出了大量的农民工，他们构成了新的工人群体，并经历着与国企工人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些景象传达了一则信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不平衡正在凸显，这种不平衡同时也体现在了不同区域的工人群体身上。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工人身上的这些变化?

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一股“空间”热，大量学者试图挖掘空间的理论内涵，并以空间为出发点，对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经历的各种变迁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中，大卫·哈维以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为基础，将空间理论运用在对资本全球流动的分析上，将资本的全球流动描述为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哈维认为：所谓资本“生产空间”，就是资本为了更加便捷地占有资源，不断地在新的地理区位中建造码头、铁路、工厂，同时设置并固化生产制度，吸收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并把他们转变成商品的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的居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工人，这一身份转换既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地的确立，也意味着当地工人被吸收进全球的劳动分工体系当中。面对这一现象，哈维提出一个疑问：谁正好卷入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学问题。除了种族特征、种族划分、年龄和性别这些符号被当作外在标准来衡量某一劳动者以外，工人的身体同样也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和传统来区分和标记的。因此，工人身上蕴含的地方性特质会影响到资本对空间的占有方式，进而影响到工人自身的命运。

哈维有关资本与空间的解读，为理解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处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将以哈维的空间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的经验研究，试图勾勒出资本生产空间的具体过程，并从中提炼出一个理论框架，试图丰富当前的工人研究，充实学界对全球化背景下工人处境变化的解读。

一、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在对资本的空间生产展开具体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空间及空间生产这2个概念进行认识。对于空间的阐释，列斐伏尔给出了最为直接而有力的解释：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列斐伏尔正是基于马克思辩证法的传统，反对那些将物质和观念割裂开来的学说，反对那些将物质生活视为琐碎、形而下的观点。因此，他反对自笛卡尔以来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即空间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客观实在，或者只是人们行为的容器。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既包含了物质描述，又内含了诸多社会意义的概念。空间不但是任何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展开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意义得以体现的物质载体。因此，空间不只是一个可被标尺测量的物质实体，也不只是人类智力的设计模型，空间是一个棱镜，通过它可以看到那些镌刻在其中的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斗争的痕迹。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对空间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首先，列斐伏尔提出了当下的4种有关空间的认识：(1)空间是透明的，拥有连续性的逻辑结构，表现为一种连续模式。(2)空间是不透明的，“是产品和物品的总集所占有的一般性场所”，是物品(商品)的占有物。(3)空间是一种工具，被用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4)空间作为工具，不仅仅只是用来消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更重要的是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首先，他驳斥了前2种认识。第1种认识起源于康德的时空观，认为人们有着先验的时空概念，并通过这种概念去认识空间；同时“那些博学的人利用各种变量参数建立了一些具有某种结构的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逻辑去理解一个空间，并一眼望尽空间的组成结构。因为空间服从于某一逻辑，掌握了这种逻辑就相当于掌握了空间的一切，而且逻辑的连续性也确保了空间的连续性，所以列斐伏尔称这种空间为透明、连续的空间。但显然先验性的逻辑并没有考虑到空间的实践会遇到不同层面的矛盾和阻力，因为在实践层面，透明性和连续性是不可能存在的。第2种认识与第1种认识有着相似的错误，认为空间被物占有，不同的物(商品/产品)意味着不同的空间，空间的属性取决于占有这个空间的物的特性，这就使人们很难认清空间的本质。这属于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被列斐伏尔称之为“空间拜物教”。

其次，对于最后2种认识，列斐伏尔先给予了承认和肯定，并认为它们之间形成递进关系。空间的工具性体现在，空间既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又能被当作消费对象。空间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它与生产力、生产技术和知识都是相关联的，区域、国家的空间配置相当于工厂增进机器设备一样，增进了生产力；空间作为消费对象，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劳动力一样，它们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消费对象，被当作生产资料来消费，以获得产出。由于不同的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景观、场景、物质以及代表着特定文化积淀和历史遗迹，它优势独特，具有使用价值，也是促成消费的原因。因此空间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工具，并不断地被设计和改造为符合资本积累的需求。同时，。因为，如果当空间被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对象加以利用的时候，空间就必然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

因此，他提出在当今世界，作为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物质基础，“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应当让位于“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承载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已经由原来的物质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扩展到了空间及空间的生产过程。

所以，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其实质是为了说明空间是关系的产物，尤指生产关系的产物。空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学或者地理学的概念，而是蕴含着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任何团体、阶级或者阶层如果不生产空间的话，它们就无法形成、组建自身，也无法识别其他主体”，因此可以说，空间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为了维持并再生产自身，而对空间进行改造和形塑的过程。

二、资本的空间生产：全球化下的不平衡地理扩张

大卫·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承认空间对于构建、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都是一个与周边环境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社会关系如果想要得到维系和再生产就必须生产、塑造出与其相适应的环境，这一行为就是“生产空间”。利用资本生产空间的思路，可以揭示全球的地理扩张策略是如何将工人卷入到资本循环的过程之中，并影响工人的命运。

哈维承认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构造不同的空间。哈维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强调过程、洪流、潮流、关系的理解优先于对要素、物、结构和组织化系统的分析。“这种观点包含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原则，要素、物、结构和系统并不外在于或优先于创造、维持和破坏它们的过程、流和关系”，进一步说，物、要素、结构——那些看似“永恒”的、很难变化的物质或者范畴——其实是流和关系的“凝结”。但是，由于物质维度的在场可得性，使得物只能凝结与其直接相关的、有限领域内(位置、场所)的流和关系。这种凝结具有地理偶然性。哈维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看作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形式，正是由于“凝结”的地理偶然性，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调节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形式。在这个异质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时代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时空观，如某个时代可能是对钟摆运动和放射物衰减的认识，另一个时代或地方则是对行星轨道运动和动物迁徙的认识。人类依据这些时空知识与自然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和调节，创造服务于人类的社会空间。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社会构建不同的时空，同时，时空包含进社会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将这种对空间的理解，带入到对资本积累和资本流动的分析当中，可以说资本生产空间，就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求，创造一个能建立、稳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完成资本积累的空间。

维认为：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一直都是一个深刻的、指向空间的地理事件。资本总会在一个地理空间中固化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但是资本在一个空间内部面临积累过度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断地生产商品赚取利润，但是财富的积累却不断趋于两极化。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另一边则是深陷于痛苦和绝望之中的“贫困的下层人民”。由于大量民众的消费能力不足，致使商品积压滞留，资本因此贬值，资本家的财富大量缩水。这便导致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为了应对这种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采取了“时-空”修复的办法。

就时间而言，资本家的内在欲望总是会希望加速运转资本的循环周期，以达到财富快速积累的目的，但过度积累的危机会迫使资本主义将资本投入到长周期的项目建设中，来消弭盈余资本避免滞留。

就空间而言，哈维认为：在资本主义化解危机的办法中，最复杂多变的，因此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正是资本的空间策略，被哈维称为“空间定位”。他首先引用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论述，资本在内部矛盾的驱使下“向外部其他民族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过度生产的物资，或者在工艺方面落后于它”。这暗示了：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法存在于某个福地或地平线之外的某个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定位”就是不断地突破地理边界，生产出更多符合资本循环要求的空间。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新阶段。正如之前的分析，资本主义总会利用空间定位——按照自己的面貌生成和重组空间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决自身的危机和困境。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总会使某个空间内的资本走向过度积累的危险。因此，资本急切地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展开“空间定位”的策略。因此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会呈现出下面的景象：资本创建了一个由交通和通讯、，这促使了它在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积累，但结果是它必须摧毁并重塑这个空间，从而为下一个阶段更进一步的积累让路，或者另辟一个空间来释放过多的资本。沿着这样的地理扩张过程，全球化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慢慢浮现，成为了资本生产空间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生产，哈维认为需要通过2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空间规模的相互渗透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人类的任何社会关系想要得到维持，就必须生产出一个相适应的空间。换句话说，人类会创造一个嵌套在空间中的等级制度，在其中去组织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世界。显而易见，家庭、社区和国家是在不同规模(层次)上存在的组织形式。因此会存在一种认知，即在某种规模上似乎很重大或有意义的东西不会在另一种规模上自发地表现出来。这种认知会产生一种印象，即不同的空间规模有着明确而固定的边界，是一种自然且永恒不变的边界。但是，这种认知是不太恰当的，或者说，随着资本凭借全球化展开的地理扩张，使这种旧有的认知愈加受到挑战。

为了理解空间规模的变化，必须紧扣住资本生产空间的逻辑。首先，资本的全球地理扩张，会努力降低空间中的运动成本，这无疑成了现代科技发展的一大推动力。公路、运河、铁路、电力、汽车、空运业和喷气式运输愈益把商品和人的运动从距离冲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样的结果使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生产劳动者——都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这使它有可能逃离那些达到积累过度的区域，同时也为它的全球性“空间定位”提供了可能性。紧接着，这些流动的资源需要生产一个空间：建立固定的物质基础设施来促进并支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那些流动的资本嵌入到一个空间中，并在一定的空间规模上确立一个符合资本循环的组织，来促进并支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但是这个固定的空间规模最终无法逃离资本积累过度的危机。这时资本会重塑空间规模的组织形式，或是突破原有的边界将新的地理区域容纳进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欧洲各国的经济组织由各国的边界变成了欧盟统一体)，或是毁掉旧的，另觅新的。总之，这反映出一个与过去的认知完全不同的结论：空间的规模是资本在生产空间的过程中，人为构建出来的，其边界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且永恒不变的，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这种边界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日益明显。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会得出进一步的认知，即如果空间规模的边界是可变的，那么不同空间规模之间便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试想一下，当人们思考全球华侨社区的现状时，便不可能只考虑唐人街内的社会形态，而忽视全球化对这些华人流动带来的影响。同时，恰恰是东方的熟人关系网络促进了唐人街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建立(唐人街内的加工厂)，在这里地区与全球、东方与西方的空间边界都在消融。而所谓的地方与全球的矛盾或者东西方的矛盾并没有显现，反而呈现出一种互相支撑和构成的状态。

因此，哈维强调空间规模的渗透，旨在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会促使人们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不同层次的区域之间，如工厂与城市，同一层次的区域之间，如不同的工业城市——进行来来回回的思索与验证。

由于空间规模之间的相互渗透性，使得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充满了全球流动和地方/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作用。这要求人们在考察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时，要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矛盾和对抗。

(二)地理差异的生产

这一点也符合哈维辩证法的原则。哈维一直强调社会、世界的形成不能看作是一种单一的线性发展，不平衡的地理异质性使得流、关系的凝结会经历不同的过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个思路同样是适用于分析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

对任何一个特定的空间进行考察，会揭示出一系列的过程和结果，它们制造了不同的地理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这些镶嵌在不同地理版图中形式各异的社会形态，成为资本生产空间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些地理差异使得资本在全球的地理扩张并不是在一个水平的运动场中进行，这些差异曾经并且还将继续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表面，包含着生态、、社会及文化地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遭遇中，一些社会形态适时地调整使自己积极地介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形式中，而其他的社会形态则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多种多样，同时产生的结果也会多种多样。因为，资本主义在生产空间的过程中，与这些地理差异的相互作用——支持、维持、破坏或重构——都会再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无疑会影响资本下一轮“空间定位”的策略。此外，全球化，加速了这种地理差异的产生，它可以使资本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因此某个空间内的社会形态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就被重构并发生转型。这无疑使地理差异成为了全球化背景下分析空间问题不能忽视的因素。

结合列斐伏尔和哈维对于空间定义(社会关系的产物)以及有关资本生产空间的分析，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1)资本为了达到积累的目的，会不断地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中建立，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由于不平衡的地理差异和不同空间规模的相互作用——体现为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得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充满了异质性并面临不同的境遇。因此如何塑造并利用这些先前在不平衡地理版图中的社会关系，便成了资本生产空间的首要策略。而这些策略无疑会影响劳动者的处境。

三、空间生产与工人处境：一个地质学的比喻

在对资本的空间生产有一定了解后，需要探讨空间生产与工人处境之间的关系。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嵌入。资本并不单单表现为物质，还表现为关系。因此资本生产空间，其实质就是将某个地区的工人纳入到符合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中，尤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即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就是把劳动者从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中强制性地分离。回到最初列斐伏尔的论述，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资本生产空间，就是要确立和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过程，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功地嵌入到地理景观中，并成功地塑造、吸纳那些符合资本需求的工人。而这个确立的过程会因为不平衡的地理异质性而面临不同的境遇，因此如何塑造、吸纳那些凝结了特殊时空的工人群体，便成了资本生产空间的首要策略。

其次是不同空间规模的汇集。工人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每一次的空间生产，都是一次不同空间规模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势必会对工人产生影响。为了获得可以用货币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交换。这本是在一个地方化的空间规模中进行的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作为商品被卷入了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过程，首先具体的劳动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力，又借助货币具有了抽象的交换价值，进而进入了资本的循环和流动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全球化使得这一过程最终融入了全球的资本积累之中。因此这个本是在地方上完成的交换过程，就成了一个具体、特定时空下的劳动卷入全球资本循环的过程，因此在一个规模上(全球化及其相关意义上的规模，如区域化组织)的时空特性也就得以与一个更加地方化的规模上运行的身体相互交叉。所以，对于工人处境的分析，一方面需要考虑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世界劳动分工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谁正好卷入到什么地方?某一个空间规模总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与其他空间规模(社会关系)发生作用，这些作用的结果共同塑造了工人的处境。

因此，可以说，工人处境的变化，是在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区域内的社会关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要理解工人处境的变换，必须理解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

那么，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呢?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互动的，并进而改变了工人的处境呢?

率先利用空间视角对全球化与劳动工人处境做出回应的是产业地理学者。他们关注劳动市场的空间结构，探讨资本在地理扩张的过程中是如何形塑当地的劳动力，又最终形成了怎样的劳动空间结构。

其中，多琳·梅西对全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做了全面周详的历史地理分析，旨在说明资本、空间、劳动力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英国今天的劳动空间分工[21]。多琳·梅西的研究思路暗含着哈维的空间思想，梅西将空间还原为地区的2种区位因素：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储备。资本在英国的流动，就是在选择合适的区位资源，而梅西研究的重点就是想勾勒出资本生产空间的具体过程，一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嵌入到差异地理中的具体策略。

通过大量的分析，对于资本生产空间的具体过程，梅西给出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喻：在每一轮的积累中，资本主要根据不同地点的劳动力特点来选择最佳区位，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的素质会成为另一轮积累开始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并引发相异的积累过程。这就如同沉积层一般，每一次的沉积层都会成为下一次地理形塑的基础，而新形成的结构又会成为影响后续积累的沉积层。为了详细说明这个来源于地质学的比喻，将引入一个最具说明性质的例子。

这个例子来自19世纪英国北安普顿制鞋业，可以很好地体现资本的形塑力量与地区“沉积层”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北安普顿的劳动力廉价而丰富，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中的社会关系正在变化，保证了无土地、无工作人员的不断出现。同时，这里的劳工完全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工会。一方面由于这些工人大多数新进入这个行业，另一方面大量劳动者的流动使鞋类工业的劳动队伍呈现无组织状态。北安普顿的整个增长模式就是依赖其劳动力的廉价、缺乏战斗性和新工人从周边乡村的不断流入。北安普顿为资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区位因素：没有任何条件可以促成一场劳工运动，工人们为了得到工作愿意做任何事情。随着这个行业在北安普顿地区的稳定和确立，资本在有效组织劳动流程时，借助了当地已存的社会关系——性别分工。当时，男人们直接受雇于资本，在该城镇或村子里的工厂里从事制鞋工作，但通常情况是，这些男人将“最后的”流程——鞋面缝制到鞋底上——又分包给了妇女。妇女们是接受分包的劳工，在家里工作。资本借助性别分工，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然而，随着进口造成的压力增大，该行业的资本再次面临消减成本的需要。这个时候资本采取的办法，是改变行业内部的社会关系，资方在北安普顿城镇本地的工厂大量增加妇女和儿童的直接雇佣。这样做是把那些本来在家里进行的劳动过程移至车间内。在这一生产过程内部，从前的工厂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划分，曾被正式定为2个分开的生产阶段，由劳动队伍内部的不同群体承担，但这个时候2个阶段都在工厂运行。劳动成本在这一阶段的降低，不是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类型的变化，也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变化，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的变化(原来的家庭分包变成现在的车间内直接劳作)。这使得实际工作流程更直接地实行纪律成为可能：对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和工作速度实行控制。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资本“生产空间”的策略，是嵌入到当地的社会形态中，利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而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又为资本下一次的积累提供了可利用的区位因素。在北安普顿的例子中，第1个沉积层是因农业部门衰落而形成的大批处于社会底层、急需工作的劳动人口；第2个沉积层是鞋类制造业依据当地的性别分化巩固的性别分工，这为下一次的空间改造提供了具有娴熟操作能力的女性工人，换句话说，是提供了一套已可利用的劳动分工体系，资本所要做的是将原来分散开的性别分工集中到工厂内部，并加固这种性别分工。在后续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这种将妇女集中到工厂中的做法又为之后由于争夺妇女劳动力而引发的性别工资差异做好了铺垫。

工人的处境正是在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而每一次变化都成为下一轮资本生产空间的“沉积层”。首先，是由于农业衰落劳动者面临的普遍贫困，这些急需工作的劳动人口成为资本积累面所需要的劳动力。其次，鞋类制造业依据当地的性别关系形成了性别分工，鞋类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正是依据这个性别分工得以固化。它同时催生出一个在家庭中劳作的具有一定技术的女性劳动群体，成为潜在的廉价劳动力。这为她们后来进入工厂，改变劳动力结构埋下了伏笔。再者，面对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资方将原来分散开的性别分工集中到工厂内部。正是利用先存的性别分工和潜在的具备一定技术的女性劳动力，并对其进行劳作控制，使得资方能够抵御竞争的压力。结果是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受到争夺并且工资上涨，相应地男性工人的地位下降。同时，由性别分工固化的生产关系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不同工序成立了不同的工会，大大削弱了工人面对资方时的团结性，进而影响了劳资关系中的力量对比。

可以看出，梅西的比喻，描述了工人的处境是如何在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改变的。

同时，梅西的研究有2点值得注意。

第一，回应了哈维有关空间规模相互渗透的理论。梅西对英国劳动空间分工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中穿梭。她表示：“如果想了解某个地区为某个产业、某种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地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以及全国性的调控政策，更不能忽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对英国的影响。”可以看出，梅西的这个论述，是对多种不同空间规模的相互作用(地区与地区之间、地方与全球化之间)进行了书写，将英国工人命运的变化放在了资本全球地理扩张的不平衡过程中进行考察。

第二，梅西有关空间生产的描述丰富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关系植入社会形态的理解。按照梅西的分析，每一次劳动空间的形成，其实是资本在原有的空间基础上进行的改造，这个改造过程和结果会因原有空间的特质(阶级力量、工会的斗争性强弱以及历史地理遗产)而充满了异质性，新形成的空间又成为下一次空间生产的异质性基础。如果将资本生产的空间理解为资本植入当地后形成的符合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那么，梅西的比喻就是一个对社会关系变迁的阐述。在这个阐述中，社会关系并没有沿着某种线性轨迹发展，而是充满了策略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地方社会形态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对抗或者顺从，也并非是单一的决定性力量所致，而是不断地以地方为条件展开能动性的策略(利用、支持或者重塑)。这一结论与吉登斯有关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构化理论有相契合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人们改变一种全球与地方、资本与工会总是对抗性斗争的认识，促使人们要更深入地理解资本生产空间的具体过程。正如哈维所言：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扩张，理解为由一个中心向外扩散，“这种描述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发生的情况并不一致，也与今天韩国和中国相继实行某种内在化的原始积累形式，并使自己的劳动力和产品介入到全球市场中时所发生的情况不一样。”也就是说，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在全球来看，都会受到历史地理因素(地方的历史传统、、社会形态)的影响，并且是在一个作用的过程中生产出并非平均的空间，而镶嵌于其中的工人也因此会遭遇不同的变化。因此，对工人处境的理解和研究，不但要在生产空间的动态过程中考察，还要把它放在一个充满异质性和结构性的过程中考察。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处境变化才能得到恰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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