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签第一份40万的协议时，是有承诺不再进行索赔和曝光吗？
郭利：当时第一次签的是不再追诉，但没有说不再曝光和不再接受采访。而第二次的赔偿和谈判，，雅士利和施恩公司通过一个所谓的告密者，，因此他们开始考虑以敲诈勒索的罪名来控制住我，以免事态扩大。
新闻周刊：第二次谈判发生了什么使您被捕？
郭利：后来他们邀请我去再谈赔偿问题，根据我个人情况和孩子主要器官的保险，商定了300万的赔付额。对方一再要求我用书面形式提交，并且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才能通过他们董事会的审批，顺利地拿到赔偿。我确实在他们的要求下写了一些东西，但我没想到，他们是想拿这些设计一个圈套，通过这些所谓的编造材料，把我抓到了广东潮州市。
前面40万，后面300万，两边只要堵住哪一头，都会把我入罪，按敲诈勒索罪入罪。第一个方案，如果这40万成功了，我就是实实在在的，“敲诈勒索罪既遂”，这个刑期要在十年左右。
如果这个方案不成功，300万是一个托底，就可以到一个“未遂”，也就是差不多两三年起步。实际上我未遂是判得非常重的，按照当时在看守所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法官的判定，包括有人给我做工作，如果我承认就轻判，如果不承认的话就不知道了。在这个情况下我判了五年，这也是非常重的，因为类似的案件都是两年、一年、两年半。可以说，当年的雅士利和施恩他们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因为五年的时间，足以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包括最后把公司出售了。
新闻周刊：有没有觉得出狱之后，自己和这个社会有一些脱节？
郭利：很脱节，我在出狱之后，如果没有人领着我，我是回不了家的。而且回家我不会使用电器，连很多电器的开关、摇控器，我都不会用。另外就是我认知能力下降了很多，经常会坐错车、走错路，莫名其妙地晕倒过好几次，走路需要戴一个手杖支撑。包括记忆力的，除了对我这个案件可能会倒背如流以外，因为受这么多年的刺激和打击，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像老年痴呆症一样，清楚的都是过去年轻的事情，对于目前的事情，可能会更迟钝一些，所以我感觉恢复起来确实很困难。
新闻周刊：这两三年里都是您一个人去到各地去寻找这些证据吗？
郭利：我获得这些证据，肯定是要借助不同的证人，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机关，还有不同的渠道来得到，来证明我说的这件事是互相能够印证的，能够让不明白的人都能够马上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你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时，有可能你会发现是寡助的，大家都躲开了。但是当你坚持下来，你发现有一条路，这条虽然是荆棘之路，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但当你决定走下去时，你会发现它也能通向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真理的终点，这个时候你又会发现，原本周围很多离你很远的这些人或事，在后面这个距离当中，发生了聚拢，那这种效应就能够把你的能量放大。
新闻周刊：搜证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您拿到的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
郭利：最关键的就是材料和录音里，他们如何威胁我的家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当年出具的关键的几个证明，包括证人，他们所说的话，说真话还是假话。第三个就是，这300万说我主动或者说设计去勒索施恩和雅士利这两个厂家，并且用媒体曝光的形式威胁要挟他，我拿出来的证据都是他来找我，都是他跟我谈，是他们打电话找我，多次找我，这个多次都是几十次、上百次。
新闻周刊：您之前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为什么出狱之后没有重操旧业？
郭利：我之前从事谈判和同声传译工作，积累了十多年的客户和市场资源。孩子出事以后，，没有想到一去就是九年，我的生活都被打乱了。没有了自由、亲人、朋友，在狱中还要靠别人每月几百元的补贴来维持日常的吃穿用度。现阶段诉讼案件没有结束，，这个过程也许是艰难的，但必须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