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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黑龙江高教研究》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袁利平、杨洋
摘要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可视化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对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和关键词聚类进行可视化操作，在此基础上分析并预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以期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前沿趋势
十八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事业的轴心部分，其治理结构包括于国家治理体系，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必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经历由“以大学内部领导体制探索为中心”转向“以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最后走向“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主旨”的三个发展阶段［1］。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可视化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元研究，不但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而且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设计
相较于传统的质性研究，文献计量分析更能直观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避免传统文献研究偏于定性归纳、过于主观的问题［2］。在提取客观数据并进行规范操作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主题，并预测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数据来源，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期刊数据库和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在检索的过程中将研究主题设定为“高等教育”并含“治理”，文献时间范围为2000-2017年，于2017年6月20日进行检索，共检索出3263篇相关文献。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在检索出的文献中，去除会议纪要、人物专访、获奖名单、刊物征稿信息、刊物总目录等非研究型文献，共得到2787篇有效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使用知识图谱分析(Mapping Knowledge Domain)与共词分析法(Coword Analysis)，前者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并显示知识的发展进程及其内部关系［3］，从不同层面揭示某个领域或学科的发展概貌，使人们得以全面审视其研究热点等；后者主要通过对某一研究领域专业术语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现象的分析，判断该研究领域主题间的结构关系。
(三)研究工具与过程
本研究首先在中国知网中提取相关数据，用Bicomb2.0软件对其进行关键词的提取与共词矩阵的构建；然后，用UCINET6.0软件绘制社会网络关系图谱，分析高频关键词的相互关系；最后，借助SPSS21.0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以勾勒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整体概况。
二、研究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在文献研究中提炼总结出来，可以直观呈现文献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的词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高低充分说明了研究领域对其关注度的大小。研究某一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有助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等问题。高频关键词的选取标准可以通过计算普赖斯公式———m≈0.749(nmax1/2)而确定，其中:m代表高频阈值，nmax表示区间学术论文被引频次最高值［4］。在CNKI中以“高等教育治理”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是由盛冰撰写的《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构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其被引249次，代入普赖斯计算公式得出高频阈值约为12。在Bicomb2.0软件中对12289个初始关键词进行统一处理，如将同义词“政府责任”合并为“政府职责”、将“高校教师”合并为“大学教师”、将“自主办学权”合并为“办学自主权”等，并删除有明显语法错误或是含义过于宽泛的关键词，最终得到60个有效高频关键词。这些高频关键词基本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中的热点，具体排序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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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排在前十位的高频关键词分别为高等院校(577)、高等教育(501)、治理结构(327)、大学治理(266)、现代大学制度(224)、办学自主权(105)、独立学院(93)、大学章程(78)、学术权力(78)和教育综合改革(61)，这些高频关键词基本上显现了现阶段高等教育治理领域的发展态势及价值追求。但是，仅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还不足以说明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热点及其内部关系，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构建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图谱以进一步挖掘高频关键词间隐藏的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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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网络图谱分析
借用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如表2所示)，通过UCINET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操作，绘制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中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图谱，具体如图1所示。
在图1中，相应高频关键词的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整个社会网络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强；节点之间通过实线相连接，各条实现粗细有所不同，实线越粗，表明两个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且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频繁。
从这60个高频关键词以高等教育治理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图谱中可以看出:第一，从节点的大小来看，高等院校、高等教育、大学治理、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学术权力等构成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高频关键词。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办学自主权、学术权力、利益相关者这些高频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间有较强的共现关系，基本涵盖了当前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第二，从各高频关键词节点间实线的粗细程度来看，高等院校与治理结构的连线最粗、而且距离也最近，这说明高等院校的治理结构是高等教育治理不可回避也是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现代大学制度与办学自主权间的实线较粗，是因为在扩大高等院校办学自主权的管理体制改革中，势必要因为治理权力的变化而重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也在较多文献中呈现，缘于大学章程是厘定高等院校内外部权责关系、体现大学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第三，从整个社会网络图谱来看，处于边缘位置的高频关键词有大学组织、学生管理、治理对策、内部审计等，且它们与其余高频关键词间的联系较为分散。
为了避免表述的主观性，通过中心度分析可对图1进行进一步的客观描述。原理是经学者研究发现，对网络中心性的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以及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在揭示研究热点的同时，还可识别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点度中心度就是与高频关键词相连接的线条数目，可以进一步用该节点在网络中的最大可能关系数标准化以进行跨网络的比较。中介中心度是指某一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个体间媒介作用的中心性评估指标。接近中心度是依据社会网络中各高频关键词节点间的紧密程度或距离大小进行测量的中心性指标［5］。点度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节点通常代表着该领域现阶段的研究热点；点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两项指标较低，而中介中心度指标较高的关键词节点则预示着研究新兴的发展趋势［6］。借助UCINET软件可以得到三者的准确数值，将数据导入Excel软件，绘制出网络中心性汇总图，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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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中可以看出，诸如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现代大学制度等的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指标均很高，这说明它们既是现阶段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热点，也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媒介与桥梁。中介中心度较高而点度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较低的高频关键词几乎没有，说明在高等教育治理领域还未形成明确的研究趋向。不过依然可以从图2中看出“公共治理”的中介中心度指标相对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他权力主体介入高等教育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学者关注，其理想目标是达到高等教育的善治，这与我国公共领域治理范式的转型相吻合。
(三)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可视化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领域结构，将生成的共词矩阵转化成皮尔逊系数相似矩阵，再借助Excel将相似矩阵转化成相异矩阵(如表3所示)，从而最终在相异矩阵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以明晰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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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矩阵中的数值表明各数据间的相异性，数值大小介于0-1之间，越接近于0，表明相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小、相似度更高；反之，则说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大、相似度越低。通过表3可以看出，各高频关键词距研究主题“高等教育治理”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独立学院(0.989)、高等院校(0.953)、高等教育34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0.904)、治理结构(0.843)、办学自主权(0.835)和现代大学制度(0.812)。这个结果表明，学者在论及高等教育治理时通常涉及重构“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大学“办学自主权”以及厘清“治理结构”等话题。同时，通过对表3中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治理结构”与“现代大学制度”通常交织在一起；“现代大学制度”又与“办学自主权”较多呈现在一起，这一结果充分佐证了在现实生活中因“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政策倡导而重构现代大学制度并改革内部治理结构的工作理念。
通过对上述相异矩阵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可以反映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借助SPSS21.0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选取离差平方和(ward)且Z得分聚类方法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的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具体如图3所示。图3中横轴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距离，纵轴代表与之相应的高频关键词。两个高频关键词越在短距离内聚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相似度越高，如图3中的“高等院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等。概览整个树状图可以发现，高频关键词聚类过程相对比较集中，说明研究热点的类间关系比较密切。对其进行微观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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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由外部治理体系和内部治理体系所构成，外部治理主要通过政府、社会与高等院校等三个主体在处理教育公共事务中的互动与合作而体现，内部治理主要涉及各高等院校在组织、财政、人事以及学术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大学需要收入来支付教师的薪水、修建和维护校舍、管理图书馆和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各种服务……”［7］因此，在所有的治理行为中，财政权力的归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拨款方式以及财政管理制度既直接影响高等院校自治权力的实现，也关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自1999年清华大学率先与中国银行签署“银校全面合作协议”之后，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始尝试与银行合作办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国家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学生学费以及社会捐助在使大量资金流入高等院校的同时，也滋生了两大主要问题:一是许多高等院校由于内部控制观念淡薄、缺乏规避风险的意识，举债办学产生的沉重财务负担严重影响其教学与科研的良性运转；二是伴随高等院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等院校在基建工程、资产采购、专项资金使用等方面频频爆发经济案件，违法违纪等犯罪事实呈多发态势。为了维护高等院校的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势在必行，学界从高等院校内部控制的实践层面指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此外，学者也对高等院校内部控制的范畴、目标、原则以及要素做出明确的界定，并从多角度建构高等院校内部控制的整体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提出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是控制腐败的基础，而我国高等教育法中在权力分工与配置以及权利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是导致行政化的法制原因，因而要通过完善高等教育立法来奠定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法制基础［8］，通过依法治教来实现教育治理的规范化与有序化。
2． 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治理
高等教育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建构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大学不可遗世独立，当然，她也不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学术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如何在追求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上维持各利益群体间张力的平衡一直是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议题。
在现代教育治理视域中，政府、高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机构或团体皆是利益相关者，均可在高等教育的动态治理过程中获得一席之地。利益群体共同参与高等教育治理可以有效避免单一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决策褊狭或是忽视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高等教育面临市场化与官僚化双重夹击的今天，充分发挥利益群体在学校财政预算、资源配置、人事决策以及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决策与监督管理作用，可以有效制约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切实实现治理现代化所倡导的共同治理目标。此外，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是利益群体介入高校治理的核心动机，而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正是质量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产物。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因其权力来源不同，而以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加以区分，，通过对高等院校实施合规、水平以及优选评估而进行监测性治理；后者由代表民众意愿的社会组织自发建立，通过购买政府的高等院校评估项目、对高等院校进行排名等方式监测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当然，这类性质的评估机构必须经由官方审核批准才可行使治理权限。最终，来自外部评估机构的质量评估与监测必须与来自高等院校内部的自主质量评估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地推动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改进，并不断提升其办学水平。
3．基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元治理
高等院校在其产生之初便作为独立机构而存在，保证教师与学生资质是其发展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后期，高等院校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成为市场经济高速运转的加油站，也因此，各方利益主体都将目光聚集于此，对其工作质量甚为关注：政府希望高等院校充分发挥其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职能，服务社会发展；教育投资者希望得到与其投入相匹配的产出与服务；企事业单位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受益方，更是希望借助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入职人员的职场适应力与发展潜力等。高等教育质量的话语权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
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高等院校的质量服务意识不断提升，并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公共意义层面以质量为中心重新厘定高校利益群体的权责关系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关键，在质量治理中形成多方主体的一致合力，是考量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杆。正如学者指出，建立以“制度制权”“权力制权”“权利制权”为核心的治理主体权责明晰与协调的推进机制，是助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权责新秩序建立的有效路径［9］。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赋权给高等院校，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以高等院校为质量保障的主体进行制度规范与宏观指导，协同社会、公民等利益主体通过责任共担、行政化或契约化等多种形式，整合不同领域的教育资源，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的飞速发展。此外，在多元主体治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多元空间、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权力向度的统一，秉持构建开放信任体系、资源共享、少数服从多数、不同意见妥协和集中等原则，以高等院校利益最大化为取向，充分关注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始终坚守培养人才的职志。
4．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学术权力
与国外大学历史悠久的自治传统不同，我国高等院校先天缺乏“自治”的基因，受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我国在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要求“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10］。这是政府在分权政策指导下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直接显现，我国高等院校的治理结构由此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
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工程与理想宏图尚有差距、亟待改进，而在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高等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在治理过程中话语权的失衡，即所代表的利益争夺。双方的博弈现已出现一方吞噬另一方的“零和博弈”趋势，学术权力陷入“囚徒困境”［11］，严重阻碍大学组织的良性发展。可见，厘清二者的权责边界、寻求平衡的支点十分迫切且必要。恰当的行政权力是一所高等院校良好发展的必要支撑，而学术权力则确保高校学术自由的实现，二者均为实现高等教育的使命而服务。提升高等院校的学术权力，构建基层学术权力的组织体系，厘定学术权力的表达边界，将有助于发挥学术权力的运行效能［12］。但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正如芳香烃并不永远是香的，如若超越一定界限，它将奇臭无比。“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3］。教学和科研活动在完全自治抑或受到严格监督之时，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聚类分析较直观地显现出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紧随社会发展趋势，并围绕“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展开。通过对高等教育治理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一研究主题的新视角，使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研究主题下的知识结构，还可以看到相关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构，并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趋势进行若干展望。
第一，深化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实践提供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多停留在译介国外学者的有关成果方面，在研究中倾向援引伯顿·Ｒ·克拉克(BurtonＲ．Clark)、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约翰·范德格拉夫(John H．Vande Graaff)等学者的观点，创新性借鉴存在一定的不足。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却未形成与之配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理论，且国外多数理论范式在实践运用中还存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问题。此外，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体系以及外部环境等要素也应加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切实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善治目标的实现。
第二，加强大数据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构筑新型生态体系。大数据时代催生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将大数据这一新兴的治理资源借助适切的治理技术应用于治理过程，可优化教育治理的生态环境、延展教育制度框架设计的空间尺度，并引领教育治理能力的理性变迁。因而，搭建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平台，培养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建构有序的治理机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科学高效地制定教育政策，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应然之举。
第三，推进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监测制度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提供基本工具和新型方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讨论的声音此起彼伏，高等教育质量下滑、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呼声时常见诸各路媒体。教育评估是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工具，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高等院校自治改革的推进，评估督导愈发成为政府实现宏观管理、保障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及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今，以数据为中心的监测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顺应时代潮流衍生的新方式，未来的教育评估工作理应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在日趋完善的利益主体表达机制中，持续跟进教育教学与科研活动，最终促成“双一流”目标的实现。
第四，重申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有益经验借鉴。全球化的进程深刻地影响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世界各国都在凭借自身努力或是寻求合作来主动适应剧变或者扭转局面，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立即是如此。欧洲的高等教育治理迄今为止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主要国家基本形成全世界较为成熟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因此，关注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动态并借鉴其有益经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坚守本土意识，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治理之路长远健康前行。
总之，高等教育愈加成为一个庞大繁杂的竞争性行业。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如何将知识与市场的张力转化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动力，促进利益主体间以共同价值为目标的互动博弈，是高等教育治理永久追寻的目标。在保守中创新、在稳健中发展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我们始终对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抱以合理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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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7SZYB0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革与机制创新研究”(编号：2015N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袁利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基本理论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杨洋，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