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都地区核模拟分析对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启示是多元化的,从科学研究、行政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科学研究的启示
应对巨灾的基础数据积累与基础性研究是建立以情景构建为核心的应急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必须充分体现情景构建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美国已形成了集事故监测、评价与事故信息通报于一体的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建立了适合于核、生、化等事故后果预测和评价的大气扩散模型。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从2010年启动了非常规突发应急管理重大计划项目,然而对于如何形成常态化的数据采集机制还需深入研究。
首先,完善巨灾应对研究的整体布局与顶层设计,对社会、经济、城市运行数据开展动态采集与积累,尤其是针对城市脆弱性的数据采集与评估。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与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应重视积累基础数据,为重大突发的应急管理储备人口分布、居住与交通流量数据,建筑物抗逆力数据以及资源数据等,为开展巨灾研究做好数据准备;其次,为数据采集设定指导性的数据结构标准,以实现巨灾情景下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应用型研究机构应着眼于现实需求,开展多因素极端情况下的模拟仿真测试,为决策参考提供临界值数据,辅助支撑应急管理决策。
(二)应急管理的启示
巨灾情景下对公众的指导不仅仅只有“疏散”这一选择。美国首都地区核模拟分析给公众提供了行动选择方案集,值得借鉴。一旦发生核或者类似的环境类突发,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环境监测与信息发布。早期应急监测的目的是确定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类型、数量及影响范围,以提高早期防护的置信度。一方面,调配专业的监测队伍,对城市各个点位的放射性或其他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测;另一方面,调动一切可能的信息发布渠道,为城市中各个角落的居民通报各地的环境污染监测数据。居民根据政府提供的信息确定自己所在的点位是否受到污染,是否需要疏散,疏散的路径如何选择等。模拟实验与事实均证明,整齐划一的疏散行政命令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伤亡。
(三)公众沟通的启示
提高居民对风险情景的认知水平与行动能力是近年来应急管理与风险认知领域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普遍共识。公众的理性程度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然而公众认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导致偏差。风险认知水平偏低是导致突发情景下公众产生“普遍恐慌”或者“普遍乐观”观念的根本原因,由于对各类的发生发展信息缺乏,“普遍乐观”也极容易在某个节点向“普遍恐慌”发生突变。我国人员教育素质参差不齐,更需要对相关的知识进行普及性教育。
首先,我国应急教育的方式应该从知识普及逐渐向参与性学习演变,同时需要对于公众的参与性学习进行分门别类的精细化设计与培训。事实证明,在应急知识转化为科学合理的应急行为中间还有一定距离,主要包括公众采取应急行为的能力和心理素质。只有公众能够临危不乱,同时能够在突发情景下分辨特征、做出合理的危机决策并顺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行为,才能实现对自身的生命保全。再者,对中国公众的应急教育宣传应逐渐从灌输式向启发式演变,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在于训练公众在面临突发时自身的思维方式与决策能力,让公众个体逐渐为保护自己生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更加积极主动、因时因地的采取对自己最有利应对策略,这样才是最高效的应对突发的根本。每个公众都以最快的速度在合适的地方采取对自身情况最为适宜的庇护策略也是应急管理应追求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