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巴别尔:世界是“五月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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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邦 巴别尔：世界是“五月的草地”

2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巴别尔谈写作

3 巴别尔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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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世界是“五月的草地”

=育邦

1

谁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描写出最富人性、最为深情的篇章？

谁能以短短数语就能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奥妙无比的灵魂？

除了巴别尔，再也没有谁。

这位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清洗的伟大小说家至今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那些杰出的犹太人物，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等，但我们不清楚巴别尔，巴别尔是继卡夫卡之后能给世界以巨大震撼的又一犹太作家。我们熟悉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罗伯-格里耶，但我们对巴别尔知之甚少。也许是他留下的文字并不是太多的缘故吧，但我们就没有想过老子仅留下五千言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巴别尔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只一本《骑兵军》就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巴别尔也是被文学史“清洗”的作家，在苏联的官方文学史中，，在“白银时代”的文学时中他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而被学者们忽视。在当代俄罗斯发行量甚大，几乎是大中学生教科书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符·维·阿格诺索尔主编）中，作者写到了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写到了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还写到了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恰恰就没有涉及巴别尔。我不得不说，这非常遗憾。从这方面，也可以说，文学总是在文学史之外的。但是巴别尔小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文学史都埋没不了的，其实早在1930年，巴别尔尚处写作活跃之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界就意识到巴别尔作为小说家存在的巨大价值。当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许多外国作家（主要是德国作家）的来信，这些书信是对征询苏联文学意见的反馈，在大多数回信中，巴别尔都是名列第一。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第一位就是巴别尔。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卡尔维诺也为之着迷。

根据巴别尔自己所作的《自传》，我们对他得以有如下了解：1894年，他生于敖德萨的犹太商人家庭。在父亲坚持下，他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少年时就读于敖德萨商业学校，这所学校的法语教师瓦东先生，是法国人，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巴别尔法语，以至于巴别尔能对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品位。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他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他总是吃闭门羹，所有的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这个倔强的敖德萨人于1916年底去见了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高尔基对他说：“敬爱的机灵鬼，作家的道路，布满了钉子，多数是大号的，不得不光脚走这条路。会出很多的血，并且会一年比一年流得多……”高尔基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巴别尔的几个短篇小说。随后，他的导师这样教导他说：“很显然，您不能详细了解任何东西，先生，可猜想了很多……还是到人间去吧……”

高尔基的“打发他到人间去”的决定是英明的，1917年直至1924年，巴别尔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他自己承认“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他重新开始写作。在“人间”的经历真正给予巴别尔生活的伟大力量，从而使他的小说轻而易举的脱离了空洞的想像，超越了低级的生活经验。这一点，，笔名西林）时说：“写是会写，只是他没什么可写。”

通过《骑兵军》和他留存的照片，青年巴别尔与“我”的形象至少应该有如下重叠的部分：

1、“架着副眼镜”，“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巴别尔《我的第一只鹅》）

2、“文书先生”。（巴别尔《潘·阿波廖克》）

3、“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巴别尔《一匹马的故事》）

爱伦堡给予巴别尔这样一个速写：“他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总是戴着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他平凡至极，几乎不像一个作家。他的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巴别尔给他第一印象就不是一名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他们相处越久，帕乌斯托夫斯基就越觉得巴别尔不可捉摸：“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他与哥萨克及马交上朋友，与俄罗斯农民攀谈，他也与马尔罗和托马斯·曼深入交流……在彼得堡时，他租住在一位工程师家中，他在《开始》中风趣地回忆说，“当她丈夫从单位回来，见到我这个神秘莫测的南方人时，便吩咐妻子，收起过道里的所有大衣和套鞋，并锁上从我房间通往餐厅的门。”天啦，他们把巴别尔想像成怎样的人啦？

对于写作的态度而言，巴别尔接近另一位小说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他总是写得很慢，甚至很痛苦，总是无法对自己感到满意。他自己说：“写时很困难，但喜欢反复修改。”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在他发表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短篇杰作之后，他对自己的写作越发谨慎：“到了今天，我才开始接近职业化，我会查问自己，已经出版的成千上万篇坏东西上，不应该再添加一页废话。”他一方面他打趣地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为了在炎热的时节吃冰激凌；但另一方面，朋友们总是看到他在大热天，赤身露体地在从事写作，并没有吃冰激凌。在巴黎短暂的访问中，他也是一直从早到晚地在工作。他自况道：“我像充满灵感的犍牛似的在这儿劳动，我看不见世界……”爱伦堡极其钦佩地写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为工作找到无人知晓的洞穴。这个罕见的‘乐天派’像个苦行僧似的劳动着。”他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张桌子、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就行了。他没有红木家具，没有书橱，没有秘书，他可以在饭桌上写作。在莫洛坚诺沃农村时，他租了一间鞋匠的房屋，那儿根本没有桌子，他便伏在鞋匠的工作台上写作（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而有趣的是，巴别尔也开玩笑地说到他的朋友爱伦堡的工作条件，恰恰与他相反：“不过伊利亚·爱伦堡却喜欢在车站写作，反正是挨着喧闹的汽车马达工作，爱伦堡的所有佳作，都是在他每天早晨光临的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在出名之后，有一大批崇拜者甚至编辑会对巴别尔进行围追堵截，那时他就像一只鼹鼠一样把自己藏起来。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说，为了继续修改文稿，巴别尔“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像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他喜欢离群索居，闭户不出，他曾经在巴黎的郊区住过几个月，从法国老妪手中租住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作凶犯，别尼亚·克里克（巴别尔小说《敖德萨故事》中的人物“国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晚就像对待坏人一样把他锁在屋子里，免得他把她给做了。

他写完一些作品之后，总是沉寂，一段时间不再发表任何作品。因而有一些批评家说他是“沉默派大师”，“巴别尔的沉默”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流行的一个批评术语。，巴别尔无不幽默地自嘲说，他在新的体裁——沉默上大有成绩。他在一篇文章说：“为什么我近些年很少发表作品？我一直努力打碎自己，学习如何写得更深入。”

1935年，。苏联代表团如期光临了，但没有小说家巴别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大会的发起人、：一定要让《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参加大会。迟到了两天的巴别尔被拉入会场，立即发言。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爱伦堡的报道，它无不自豪地描述了作家的行状：“巴别尔没有读自己的发言稿，他愉快而流利地讲着法语，在总共十五分钟的发言里，他用自己尚未完成的几个短篇小说不断引起听众的笑声。人们在笑的同时也明白，发言人通过轻松的故事说明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已经有了面包，有了房子，甚至还戴上了勋章。但是这对他是不够的。他现在还希望有描写他的诗……’”巴别尔无可挑剔的法语和幽默风趣的发言赢来了阵阵掌声。

少年巴别尔

2

巴别尔的修辞绚烂，但他对此有相当的警醒。他常对他的朋友爱伦堡说，“他的作品辞藻过于华丽，他现在正寻求朴素的语言，并希望能够摆脱形象的堆砌”。

文学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如何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凝视这个世界。乌斯托夫斯基对巴别尔的理解是符合我对他的看法的，他认为巴别尔与其他作家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在于他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尤其是那种特定的、具体的多方面的战斗人道主义观。乌斯托夫斯基和巴别尔曾经住得很近，他们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散步，敏感的乌斯托夫斯基精确地记载了巴别尔有价值的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极好揭示了巴别尔写作的秘密（也是痛苦），巴别尔说：“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的然而却很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当我们看到行云流水而又回味无穷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之时，能否还会念想作者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才铸炼出这美妙的作品呢？当我偶尔作为一名作者的时候，我或多或少地理解巴别尔作为写作者的处境。因而，我们更加珍视和敬重这些艺术家，他们为了完成艺术品面临着持久的痛苦、灾难和自我折磨。

巴别尔向往最为纯洁的美好，并把它作为真理，但在同时他也决不回避生命的阴暗和残酷。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战友们（就是那些哥萨克）听说“我”是来自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一脸的鄙夷，后来这位红军“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文质彬彬的“我”竟然能做出如此残忍的行动，而且不顾老婆子的嚎啕大哭，这就是残酷的生活、残酷的真实。但在晚上，“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战争的沉重残酷，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小说中的人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是包含了作者对世界深切理解的真实，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真相的面目。“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钟点，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袒露的那些状态……”（爱伦堡语）巴别尔总是非常恰当地选择了这“一分钟”，一瞬间，我们就看到了人性之残忍和活力；就是这非同凡响的“一分钟”，使巴别尔成为唯一的巴别尔，明显有别于其他同样有才华的作家。

在《马特韦·罗季奥内齐·巴甫利钦柯传略》中，“我”把自己的老爷尼基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足足有一个小时。而事实上，他就要开枪打死这个曾经羞辱过他夺走他心爱女人的庄园主，但在这时，“我”领悟了生活：开枪打死一个人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个人，然而开枪打死他，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赦免，对自己却是一种可憎的解脱，枪杀他人是与人的灵魂格格不入的，如果人身上有灵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话。面对这样的思考，我们能够领悟什么样的生活？在众多的时候，我们对强权、对金钱所持的态度，谁又能想起自己的灵魂呢？

如果一位作家对于一种动物的话……例如这样说，福楼拜对应的是蜥蜴，因为他说：“我不过是一条文学蜥蜴，在美的伟大的阳光下取暖度日，仅此而已。”；卡夫卡对应的是甲壳虫，因为《变形记》中这样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么，巴别尔对应的动物无疑是马。哥萨克永远为马而疯狂，战马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半，没有马匹就没有第一骑兵军。《战马后备处主任》、《一匹马的故事》、《阿弗尼卡·比达》、《一匹马的故事续篇》和《千里马》等篇章直接描述与战马相关的故事。在《泅渡兹勃鲁契河》中，巴别尔的如椽之笔描述了月光下骑兵军的战马泅渡过河的场景：“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巴别尔像木刻版画家一样，把马的各种形象契刻在恢弘的作品《骑兵军》中。他称自己与马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在1920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伟大的同志情谊：对马的亲近与爱，占去每天的四分之一，没完没了地更换和谈论。马的角色和生活。”（见巴别尔《骑兵军日记》）

巴别尔爱马，他说：“没有马匹就没有军队。”这是一张罕见的他与马的合影

作为朋友和作家，乌斯托夫斯基无比尊重和钦佩巴别尔，他被巴别尔的特有才具深深折服，他总是被震撼。第一次阅读巴别尔，他“被那种情景震惊了，同一个词，在巴别尔笔下，就显得更加饱满、更加成熟和更加生动。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着迷。” 在我看来，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中每一篇都写得深情、优美，他“技法超群，发前人所未发”，诗的语言铺满了他文本，同时又震撼人心。我努力寻找一种表述方式或者拥有能量的术语来评述巴别尔的写作，在经历无数个搜肠刮肚的时日之后，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语是来自中国禅宗的一个常见词语，叫“直指人心”。我以为巴别尔的作品能够以最为简洁的表达直指人心，直接抵达生活的本质，并能迅疾地抵达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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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是犹太人，这是他必然的命运。在《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鲜血淋淋地展示了接受沙皇命令的哥萨克清洗犹太人的场景，事实上这来源于他真实的童年记忆。1905年，11岁的巴别尔目睹了这一血腥的情景。《初恋》和《醒悟》同样与这段经历关系密切。1920年，巴别尔隐名埋姓（名为柳托夫）进入骑兵军，因为这是一支哥萨克的队伍——可以设想，在动物社会里，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他跟随第一骑兵军参加苏波战争，随处可见的是：。在他的日记中， 《骑兵军》中有一篇极其短小的作品叫《科齐纳的墓葬地》，描述了一个犹太人家族的墓葬地，在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祷文：“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餍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不出于怜悯放过我们，哪怕只一次？”这是犹太人内心的呐喊，就像犹太诗人保罗·策兰那些璀璨的作品一样令人动容和心碎。

爱伦堡这样描述巴别尔：“巴别尔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斗争、他的幻想、他的作品以及后来他的死，都是为了后代人的幸福而付出的代价。”是巴别尔使我们看到世界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重要性，而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巴别尔经常说，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而革命的语境下，，而不是真实的艺术。《骑兵军》引来了激烈的争论。那些“哥萨克”制度的维护者最先发出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它是“强盗主义之歌”。而巴别尔也适时地声明，他的意图并不是要为第一骑兵军写一部英雄赞歌。他在1920的7月20日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很多层面——吵闹，彪悍，职业，革命性，残忍的动物性。”巴别尔笔下的骑兵军战士也就是红色哥萨克完全忠于他的观察与思考。在1924年——《骑兵军》发表的当年，骑兵军的布琼尼将军（后为苏联元帅，我们可以在电影《第一骑兵军》一睹他光辉的形象）就开始四处指责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对于《骑兵军》的批评越发尖锐，，但高尔基一直保护着巴别尔。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反驳,其中写道:“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被惹怒了的布琼尼在《真理报》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他怒不可遏:“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巴别尔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而且致命的是他的写作将不适时宜。他在一篇名为《新文化的工作者》的讲话中说道：“苏维埃国家将代替我说话，我们当代的事件那样神奇，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做的，它们可以代替我说话，我所作的只是把它们准确地表达出来，对于整个世界，这就很重要、很震撼、很有趣。”真是如此吗？“很重要、很震撼、很有趣”的作品产生就可以了吗？巴别尔从来不会说假话，甚至叫他保持沉默也是不可能的，他话锋一转，说：“不过呢，最终是一场空，最终的结果是写出了无趣的东西。那时我彻底明白了，作品是通过一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在我的构想里缺少了这个人；他失去了自我。”即便在这种残酷的情形下，他依旧清醒，他认为一名作家必须要“回到自我”。

1937年，针对全体俄国（苏联）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开始了，政府一方面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劳动改造营或者直接杀害，另一方面在文化界采取的措施就是消灭文化精英，以震慑文化界。这一年，巴别尔创作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德·葛拉索》，它对于作家而言，具有寓言色彩和象征意味。这让我联想到卡夫卡《女歌手约瑟夫或耗子民族》。来自西西里的悲剧演员德·格拉索藐视一切规则，忘情地表演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恶棍为之感动，女人为之啜泣，小朋友“我”摒除焦虑并领略了世界之美……格拉索的悲剧演出正是巴别尔的艺术宣言，巴别尔这样评论德·葛拉索的表演，他“以其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来证实，出之于高尚激情的狂怒，较之任何没有欢乐的人生准则都要更公正，更充满希望。”这句话，其实是巴别尔对于自己写作的自供状。今天，我们只要把主语换成巴别尔可以了……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小说家巴别尔正是这些精英中的代表，他们的销声匿迹使俄国（苏联）文化界一时间像死一般沉寂，有人评述说“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毁灭一切的大火之后的森林”。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被捕，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阴谋恐怖活动。”在刑讯逼供下，巴别尔作了伪证。但在1940年1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最后一次审判中，他否定了前面的证词，在最后陈辞中他作了无罪申诉，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看到这里，我常常埋下头，以不让泪水涌出眼眶。显然，作家最后的请求是天真的，随后的1月27日，巴别尔被枪决，他的遗体在顿河修道院的火葬场火化。他是那么开朗，幽默，他的朋友总是引用他的话说，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一切是那么美好，未来是光明的……他在写到自己的战友赫列布尼科夫时说的：“相同的情欲激荡着我们。世界在我们两人的眼中犹如五月的草地，犹如上面走着女人和马匹的草地。”（见《一匹马的故事》）“五月的草地”只能停留在纸上，而这个创造出“五月的草地”世界的作家被迫离开了，骑上他的战马永远地离开了，带着他那春意盎然的眼睛和致命的微笑……

对于一个真正的人而言，必须面临这个世界中那么多残酷而痛苦的事件，但巴别尔让我们坚信：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春意盎然的眼睛和致命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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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巴别尔谈写作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晚上我们坐在俯临陡岸的石砌围墙上。黄尝木正在开花。巴别尔心不在焉地往下方扔小石子。小石子大幅度地眺跃着向大海飞奔，碰到拦住它们的石头，就会像子弹那样啪啪地响。

“您和其他作家，”巴别尔说，虽说那时候我还不是作家，“会给生活蒙上一层，用您的话来说，想像的露珠。顺便说说，这是一句多么过于甜蜜的句子！但一个失去想像力的人怎么办呢？ 例如我。”

他沉默下来。从下面传来一声大海懒洋洋的、缓慢的叹息。

“天晓得您在说什么！”我气愤地说。巴别尔好像没听清我的话。他一直在扔小石子，好长时间默默不语。

“我没有想像力，”他固执地又说了一遍。“我说这话是十分认真的。我不会虚构。我必须了解一切，直到最末了的一条脉络，不然我就什么也不能写。我的盾牌上刻着一句箴言——‘真 实”！因此我写得这么慢，这么少。我很困难。每写完一篇短篇小说，我都会老好几岁。哪里有什么莫扎特式的轻快和流畅、对手稿的愉快心情和想像力轻盈的奔驰啊！我在什么地方写过，由于气喘，由于还在童年就已在我瘦弱的身体上扎下根的莫名其妙的疾病，我正在很快地衰老。这一切全都是谎言！我在写一篇最短的短篇小说，简直就像一个挖土工，像一个需要独自挖平卡兹别克峰的挖土工那样工作。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这是我力不胜任的。有时我甚至累得失声痛哭。由于写作，我的所有血管都在痛。如果有某一句句子写不好，我的心就会痉挛。而它们，这些该死的句子，是多么经常地写不好啊！”

“可是您的散文就像是浇铸出来的，”我说。“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只不过是靠风格而已，”巴别尔回答，说着像老人那样笑了起来，显然，他是在模仿什么人，很明显是在模仿莫斯克温。“嘿——嘿——嘿，年轻人，我们是靠风格取胜，靠风格！我准备写一篇短篇小说，内容是洗衬衣，而这篇小说给人的印象也许会像朱里·恺撒的散文。问题全在于语言和风格。这我似乎还能做得到。不过您要明白，这并不是艺术的本质，而仅仅是艺术的质量不错的建筑材料，就算是贵重的建筑材料吧。‘请再给我一点儿思想吧，’正如敖德萨的一个记者所说的，‘那我就真的要努力用它来创作一篇杰作了。’走，我让您看一看，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是一个守财奴，一个吝啬鬼，不过，好吧，我要让您看一看。”

别墅里已经完全黑了。花园后面隐隐传来大海隆隆的波涛声，天黑以前，大海的波涛正渐渐平静下来。从外面流进一股清凉的空气，把艾蒿飘香的草原上的闷热渐渐排挤出去。巴别尔点上了小油灯。隔着眼镜镜片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发红了（他的眼睛经常害病）。

他从桌子里取出厚厚一叠用打宇机打出的稿子。这叠稿子至少有一百页。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感到困惑不解。莫非巴别尔终于写成一部篇幅很大的中篇小说而向所有人保守这一秘密吗？

我不能相信。我们大家都熟悉他那压缩到极限的短篇小说中几乎像电报那样简短的文字。我们知道，如果一篇短篇小说超过十页，巴别尔就认为它拖沓冗长，内容空洞了。

难道这篇中篇小说中包含有一百页左右浓缩的、巴别尔的散文吗？这不可能！

我看了看第一页，看到了标题《柳布卡·卡扎克》，于是更加惊讶了。

“对不起，”我说。“我听说《柳布卡·卡扎克》是一篇篇幅很短的短篇小说。还没有发表过。难道您把这篇短篇小说改写成中篇小说了吗？”

巴别尔把一只手放到稿子上，用笑眯眯的眼猜望着我，几条纤细的皱纹汇集在他的眼角上。

“是的，”他回答，由于不好意思他脸红了。“这是《柳布卡·卡扎克》，短篇小说，最多不过十五页。不过，这里是这篇短篇小说的所有不同写法，包括最后一种。总之，手稿有一百页。”

“所有不同的写法？! ”我含糊不清地说。

“请您听我说！”巴别尔已经生气地说。“文学不是赝品！正是如此！同一篇短篇小说的几个不同写法。多么可怕！也许，您认为这太过分了吧？而我对最后一种写法是否能够发表，却还没有把握。似乎对它还可以进行压缩。这样精选，我亲爱的，会激发语言和风格的独创性的力量。语言和风格的！”他又说了一遍。“我取材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笑话，市场上的一个故事，却用它写成一篇连自己也丢不下的作品。它活跃起来了。它是圆滚滚的，就像海边的一颗鹅卵石。它是靠能把个别分子凝聚在一起的内聚力得以生存的，而内聚力是这样一种力量，即使雷电也不能把它打破。人们将会看它，看这篇小说，而且会记住它。人们会为它发笑，但这完全不是因为它可笑，而是因为看到人类的成功，总是想笑的。我敢于说成功，那是因为除了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只要我还活着，请您不要对任何人随便说出我们的这次谈话。请您向我保证。艺术的恶魔或天使，随便您管它叫什么都行，不知怎么来到我，一个小经纪人的儿子身上，这当然不是我的功绩。我服从它，服从这个恶魔或天使，就像一个奴隶，就像一头驮东西的骡子。我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它了，必须要以最好的方式写作。我的幸福，或者是我的苦 难，就在于此。好像，终究是苦难。但是如果从我这里夺走它——那么我所有血管和心脏里的全部血液也将和它一起迅速消失，我最多也就只相当于一个已经给嚼烂了的烟头了。这个工作使我成了一个人，而不是敖德萨的一个流浪街头的哲学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怀着新的突然涌来的痛苦心情说：

“我没有想像力，我只有具有想像力的渴望。您记得吗，勃洛克说过：‘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岸和令人神往的远方。’勃洛克走到了这个岸，而我却走不到。我看到这岸非常遥远，远得令人无法忍受。我的头脑太清醒了。好吧，即使是为了命运让我心中产生了对这令人神往的远方的渴望，也得对它说声谢谢了。我竭尽全力工作，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因为我希望参加诸神的节日，而且担心可别把我从那里赶出来。”

他的眼镜上凸出来的镜片后面闪着泪花。

他摘下眼镜，用补过的浅灰色上衣的袖子擦了擦眼睛。

“我没有为自己挑选民族，”他突然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我是个犹太人，被人瞧不起的犹太人。有时我好像觉得我能懂得一切。但有一点我永远也不懂——不懂那种人们无聊地叫做反犹太主义的恶毒卑鄙思想的原因。”

他不做声了。我也默默不语，等待他平静下来，手不再发抖。

“还在童年，发生残害犹太人暴行的时候，我幸免于难，可是揪掉了我一只鸽子的头。为什么？……只是叶夫根尼娅·鲍里索芙娜可别进来，”他小声说。“请您轻轻地用门钩把门扣上。她怕听到这样的谈话，以后会一直哭到早晨。她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也许，当真是这样吧？”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我默默不语。

“就这样，”巴别尔说，眼睛近视地俯在手稿上。“我像头骡子一样工作。然而我并不抱怨。我自己选择了这苦役般的工作。我就像古代帆桨大船上的桨手，终生被固定在船桨上，而且爱上了这把桨。他爱这杷桨，连同桨上每一细小的部分，甚至连同每一层像线一样纤细的木纹，这些木纹已经被他自己的手掌磨得十分光滑了。由于多年与人的皮肤接触，最粗糙的木头也渐渐具有罕见的色泽，变得如同象牙一般。我们的词汇，我们的俄罗斯语言也是如此。需要把温暖的手掌放到语言上面，它才会变成真正的珍宝。

“不过，让我们按照顺序来说吧。当我初次写某一篇小说的时候，我的手稿是很难看的，简直可怕！这是几块或多或少还算成功的小东西硬凑在一起，用最枯燥无味的辅助连接，即所谓的‘桥’把它们联结起来，就像用几条脏绳子把它们捆起来一样。您可以看一看《柳布卡·卡扎克》的初稿，您就会确信，这是一些十分平庸、软弱无力的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词句的堆砌。

“但作品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是它的发源地。我逐句逐句地检查，而且不止一次，而是检查好几次。首先我从句子中剔除所有多余的词。需要有敏锐的眼晴，因为语言总是把它的垃圾、重复、同义词、一些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巧妙地隐藏起来，总是好像竭力要用巧计胜过我们。

“当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我用打字机把手稿重新打一遍（这样正文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把它放一放，放上两三天——如果我对此有足够耐心的话——再逐字逐句地进行检查。而且一定又会发现若干疏漏的滨藜和荨麻。就这样，每一次都重新誊清原文，直到用最严厉的吹毛求疵的眼光在手稿上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儿肮脏的灰尘。

“但这还不是一切。请等一等！当垃圾清除以后，我又检查所有人物形象、比拟、隐喻的鲜明性和准确性。如果没有准确的比拟，最好就不要用任何比拟。就让一个名词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陪衬好了。

“比拟必须是准确的，就像计算尺那样，必须是自然的，就像莳萝的香味。对了，我忘记了，在剔除语言的垃圾之前，我先把全文拆散成一些明白易懂的句子。多打一些句号！我真想把这条规则写进为作家制订的政府法律里。每个句子就是一个意思，一个形象，不能再多了。因此,请不要害怕句号。我写的句子也许太短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有经久不愈的气喘病。我说话不能说得很长。我的呼吸不够长。句子越长，呼吸也就越困难。

“我尽力从手稿中删除形动词和副动词，只留下几个最必不可少的。形动词会使说出来的话变得生硬、笨重，破坏语言的韵律。形动词仿佛会发出咬牙切齿似的喀吱喀吱的声音，好似坦克用履带在翻越石头障碍物。一个句子里用三个形动词，这简直是破坏语言。所有这些‘献给的’、‘获得的’、‘聚精会神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形动词，都是如此。副动词到底比形动词轻松些。有时它甚至能使浯言具有某种自由奔放的性质，仿佛给它添上了翅膀。但滥用副动词却会使语言变得似乎没有骨头，好像猫叫一样。我认为名词只要求一个形容，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最适当的形容词。只有天才才能允许自己在一个名词前用两个形容词。

“分段和打标点符号都必须正确，不过是从全文能对读者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一观点出发，而不是拘泥于死的手册。分段尤其重要，一个好的段落会显得特别出色。段落允许平静地改变节奏，而且往往如同雷电一闪，使我们熟悉的景象以完全出乎意外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一些很好的作家，但他们分段和打标点符号却马马虎虎。因此尽管他们的散文质量很高，作品中却有匆忙和草率的渣滓。库普林的散文有时就是这样的。

“散文中的线条必须划得清晰、精细，就像在版画上那样。

“《柳布卡·卡扎克》的各种不同写法使您感到吃惊。所有这些不同的写法都是除草，是为了把这篇小说拉成一条直线。瞧，结果第一篇草稿和最后一篇之间的区别，就好像一张油污的包装纸与波提切利的《春》之间的区别一样。”

“的确是苦役般的工作，”我说。“在下决心成为作家以前，得先考虑二十次。”

“而主要的是在于，”巴别尔说。“做这种苦役般的工作的时候，不要扼杀原文。不然，全部工作就都将化为泡影，变成鬼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需要像走钢丝绳一样。对，就是这样……” 他补充说，沉默了一会儿。“应该从我们所有从事写作的人这里得到誓言。任何人也不要随便乱写，败坏自己的事业。”

我走了，但直到早晨也不能入睡。我躺在凉台上，望着一颗雪青色的行星用最柔和的亮光穿透广袤无垠的茫茫太空，时而熠熠闪烁，时而熄灭，试图向地球靠近。但它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

黑夜广阔无边，它的黑暗是无法计量的。我知道，在这样的夜里，大海正毫无生气地发出柔和的亮光，远方某处地平线后面，群山的山巅也在发出反光。山巅已渐渐凉了下来。它们不该把自己白天得到的温暖交还给宇宙空间。它们最好还是把这温暖给予马鞭草的一朵小花吧。在这个夜里，这朵小花像用手掌那样用花瓣儿遮住自己的脸，以免被黎明前的寒冷冻坏。

早晨伊贾·利甫希茨从敖德萨来到这里。他总是晚上到这里来，因此这次早上到来使我感到惊讶。

他不看着我，说四天前，八月七日，亚历山大·勃洛克在彼得格勒去世了。

伊贾转过睑去避开我，好像给呛着了似的，请求说：

“请您到伊沙克·埃马努伊洛维奇那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不能去。”

我感觉到我的心在狂跳，似乎要在胸中爆炸了，血液也从头上流了下去。但我还是到巴别尔那里去了。那里从凉台上传来茶匙平静的响声。 我在便门旁站了一会儿，听到巴别尔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于是我躲在围墻后面，以免别人从凉台上看见我，我返回那座倾颓的别墅里去。我也不能把勃洛克去世的消息告诉巴别尔。

【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故事》 第四卷，非琴 译，河北教育出版社，原题为《苦役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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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伊萨克·巴别尔

=戴骢 翻译

“亲爱的主编同志，我想给您描绘一下那些个挖我们墙脚的妇女是何等地没有觉悟。您遍访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写了许多报道，我相信您不会忽略一个名叫法斯托夫的民风刁恶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位于某个遥远的国度的某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我当然去过那里，喝过私酿啤酒，用以润湿唇髭，但没有咽下肚去。关于上述车站，有许多东西可写，然而就如我们家乡的俗话所说，别把上帝拉的屎搬过来当宝贝。所以我只写给你看我亲眼见到的。

“七天前，一个月色如洗的宁静的夜晚，我们骑兵军那列劳苦功高的军用列车满载士兵，在那个车站上停了下来。全军战士都满怀激情地要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急于奔向别尔季切夫。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的专列却偏偏不起动，我们的‘加夫里尔号’无意启碇，它为什么要在这里中途停泊?原来这次中途停泊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背袋贩子【注：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大批贩子从乡下把粮盐等食品用袋子背至城市贩卖，这种投机行为史称“背口袋的买卖”，称贩子为“背袋贩子”。】，这些凶恶的敌人，其中妇女同样也占有半壁江山，正在厚颜无耻地对付铁路当局。他们大胆地抓住火车的扶手，在铁皮车顶上飞快地奔来跑去，又是跳又是蹦，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携有大名鼎鼎的盐，一袋足有五普特重。然而背袋贩子资本的胜利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战士们一个个自告奋勇地跳出车厢，终于让备受凌辱的铁路工作人员得以喘口气。车站周围只剩下了背袋子的妇女。战士们出于恻隐之心，让一些女人坐进了生有炉子的车厢，可是有些女人却没让搭乘。我们二排那节车厢里也坐进了两个姑娘，头遍铃响的时候，有个挺体面的女人抱着个娃娃，走到我们车厢前说：

“‘亲爱的哥萨克兄弟，让我上车吧，自从打仗以来，我成天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在各地车站受苦受难，这回我想乘车去跟我丈夫团圆，可铁路上怎么也不让我搭车，哥萨克兄弟，难道你们就不可怜可怜我?’

“‘妇人，’我对她说，‘话说在前面，您的命运怎么定，得看我们排里是不是同意。’于是我对我们排的战士们说，有个挺体面的妇女要求搭乘咱们的车子去某地跟她丈夫团圆，她手里的确抱着个娃娃，你们的意见怎样，让她上车还是不让?

“‘让她上吧，’弟兄们说，‘她跟咱们过招后，就不会稀罕她那个丈夫了!……’

“‘不，’我客客气气地对弟兄们说，‘弟兄们，我向你们鞠躬致谢，可听你们说出这么下流的话，我着实吃惊。弟兄们，想想你们是怎么长大的，你们自己也都是由你们的母亲奶大的，因此你们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应该吧……’

“哥萨克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巴尔马绍夫，说得有道理，便让这个女人上车，她千恩万谢地爬进车厢。每个哥萨克都被我这番充满真理的话烧得心头火辣辣的，安顿她坐下，争先恐后地说：

“‘妇人，您坐在角落里，像所有做娘的一样，好生给您孩子喂奶，谁也不会上角落里来碰您的，您将如愿地回到您丈夫身边，没人会坏您的贞操，我们相信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您会好好地给我们抚育接班人的，因为我们老的一天天更老，年轻的却很少。我们不管是现役的，不管是超期服役的，日子都不好过，又是挨饿，又是挨冻。至于您，妇人，尽管放心地坐在这儿……’

“响起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小枕头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下岗了，于是红军的鼓手在红色的鼓上击响了晨鼓，哥萨克们发现我坐在铺上一夜没睡，满脸忧色，便走到我眼前。

“‘巴尔马绍夫，’哥萨克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发愁，坐了一宿没睡?’

“‘战士们，多谢关心，请原谅，让我跟那个女公民讲几句话……’

“我晃晃悠悠地打我铺位上站起身来，睡意像头逃避恶犬追逐的狼那样从睡铺上逃掉了，我走到她跟前，从她手里抢过孩子，扯开孩子身上的布片，看到里边包着整整一普特盐。

“‘同志们，瞧，多乖的孩子，不向大婶要奶喝，没尿湿她的裙子，也没吵得大家不能睡……’

“‘亲爱的哥萨克弟兄们，原谅我，’那女人冷冰冰地插进来说，‘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灾难……’

“‘巴尔马绍夫可以原谅你的愤恨，’我回答那妇人说，‘巴尔马绍夫为你的灾难花的代价还不算大。何况巴尔马绍夫花了多少代价，会讨还多少代价的。可是妇人，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把你抬高到了共和国劳动人民母亲的地位。你看看这两个姑娘，她们现在还在那儿哭，一夜下来，她们遭了多少罪呀。你再看看在库班麦田里种麦的我们的妻子，她们守着活寡，耗尽了女人的力气，而她们的丈夫，也都过着光棍一样的日子，人性本恶，便身不由己地落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姑娘……可你，他们却没有碰一下，尽管你是个坏心肠的女人，操了你也活该。再看看俄罗斯，遍体鳞伤……’

“可她却对我说：

“‘我的盐完蛋了，我不怕讲真话。您可不是在为俄罗斯着想，您是在救犹太佬的命……’

“现在不谈什么犹太佬，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女人。犹太佬跟这事挨不着边。而您，卑鄙的女人，比那个骑着价值千金的骏马、挥舞着马刀、威吓我们的白匪将军还要……他，那个将军，在亮处，是看得见的，从哪条路上都看得见，劳动人民可以想办法把他结果掉。可你们这些数也数不过来的女人，抱着你们那些不吃不跑的娃娃，却像跳蚤一样，躲在暗处，看不见你们，而你们却咬呀，咬呀，咬呀……

“我要承认，我把这个女公民扔下了飞驰的列车，可她却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我看到这个女人居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四周满目疮痍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到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杀奔前线，生还的却寥寥无几，我想跳下车去或者，或者把她杀死。可哥萨克们舍不得我，劝我说：

“‘给她一枪。’

“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为此，我们二排全体战士，向您，亲爱的主编同志，向你们，编辑部全体同志，鞠躬致意，你们对待一切叛徒绝不可心慈手软，因为他们要把我们推入泥潭，使河水倒流，使俄罗斯死尸枕藉，荒草遍野。

“二排全体战士的代笔者——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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