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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而未决的特朗普减税方案在年底迎来历史性时刻。
11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227:205票通过税改法案；12月2日，美国参议院再次以51:49票通过税改法案。尽管后续还需要参议院和众议院在不一致的内容和细节上达成一致，并交由各自议院投票，通过之后提交总统签字之后才能生效为法案。但无疑本次投票通过是特朗普政府税改方案的重大一步，也是美国30多年来对税法做的最大调整。
参议院和众议院税改法案在重要问题上有诸多一致条款，如将企业税率从35%下降到20%；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目前的10%、15%、25%、28%、33%、35%、39.6%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个人所得税简化之后，意味着美国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目前的39.6％降至33％；个税免征额由目前的6350美元上调到12700美元（个人）和12700美元上调到25400 美元（家庭共同）；放弃对部分国家进口商品征收20%税率。
尽管参议院和众议院税改方案仍然存在一些细节待达成一致，如减税施行时间，海外企业汇回美国利润是否收税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美国税改方案成功已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税改只是名义税率的下调，企业对名义税率的下调存在“减税幻觉”，但无疑本次税改对美国的企业盈利、海外投资以及国际基本流动将产生诸多影响。
美国减税，我们跟不跟？我国企业所得税跟其它国家相比是否过重？我国企业税负改革的症结在哪里？
别人家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率的国际比较
1997年以来大多数国家企业所得税率都在下调，企业所得税率下降是大势所趋。因为企业活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跟日本以及税改之前的美国相比，中国目前25%的企业税所得率相对并不高。但特朗普政府税改方案通过之后，尤其是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20％，这将对其它国家构成一定压力。类似于“货币幻觉”，“减税幻觉”是存在的，名义税率的差距将带来全球对外投资流向企业所得税率低的国家。
中国的企业税率在亚洲国家当中低于日本，但高于新加坡和越南。日本自2012年以来多次下调企业税率，分别于2012年将之前41%的企业所得税率下调到38%，2014年将税率下调至36%，2015年将企业税率下降到33%，2016年再次将企业所得税下降到目前的31%。日本为企业减负的行动比较积极，近期安倍政府提出于2018-2020财年开始实施一揽子减税议案，一揽子减税计划下企业所得税率或下调到29%左右。此外，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在计划2020年之间降低企业所得税。亚洲国家当中，新加坡也分别在2002年、2005年、2008年、2010年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下调，税率自2010年下调到17%之后一直比较稳定，目前新加坡也是亚洲企业税最低的国家。与金砖国家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税率低于俄罗斯20%的水平。尽管当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高于印度，但印度穆迪政府也启动了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率的大规模税改措施。我国企业所得税率高于越南22%的水平。越南分别于1999年、2000年、2004年2009年、2014年下调了企业所得税，企业税率在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中具有较强竞争力。除了劳动力低廉，税率也是近年来对越投资大幅增加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对外贸易和投资相对较活跃的越南，无疑也受益于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
企业所得税是不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从公司所得税占政府收入比重来看，2016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比重为20.37%，较2015年19.7%的水平略有上升，仅占1/5。。
2016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为7.58%，总体上美国企业所得税不超过政府收入的1/4，个别情况下比重为负数，相对日本较稳定。
日本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比重波动较大，最高值是2001年5月324%，最低点是2000年4月-457%。正常情况下日本企业所得税不超过政府所有收入的50%。2016年日本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所有收入的5.3%，相对较低。
2016年越南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为32%，比中国高，但较亚洲的印度和新加坡较低。越南企业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季节性波动比较明显，2010年9月之前越南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比重比较平稳，之后波动比较大，或跟税率调整有关。
新加坡和印度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都非常高，尤其是新加坡。印度2016年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比重为33.67%，高于中国和越南。2016年新加坡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为84.95%，一大半政府收入是企业所得税。新加坡税率低，但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相反较高，出现给企业减税反而缴税增多的情形。
企业税率降低，激发了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企业活力增加有利于扩大生产创造GDP从而扩大税基，反而增加了税收和政府收入，新加坡是“放水养鱼”的成功案例。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提议中国企业税率由25%降为22%，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议案引起热议。中国企业所得税是中国第二大税种，仅次于增值税。2016年中国企业所得税28850亿元，同比增长6.3%。2016年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22.1%，是1990年以来的最大值。
上次中国企业所得税率下调在2007年，，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项议案规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取得收入的企业，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优惠税率。具体内容包括新所得税法规定法定税率为25%，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内外资企业保持一致，并将法定税率由之前的33%降为25%。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分别给予15%和20%低税率优惠，非居民企业为20%，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执行15%低税率优惠。2008年之前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3%，另有两档优惠税率，一是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10万元其税率为27%；二是应纳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8%，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兴技术企业税率有优惠，税率为15%。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30%，另加3%的地方所得税。
若按照企业所得税从25%下调到22%，即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计算，2016年企业所得税规模2.89万亿元，企业收入规模大约11.54万亿元；如果2016年实施22%的税率，则企业收入规模13.11万亿元，比按照25%税率多1.57万亿元的收入，这对企业而言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
“减税降费”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仍是五大任务之一，而减税降费是降成本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第二大税种的企业所得税，有没有必要在“降成本”方面有所作为？
按上文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来看，我国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与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相比并不高，但高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企业所得税占政府收入比重较高的越南和新加坡，企业所得税率教中国低，因此，企业所得税率高低并不是判断企业税负高低的科学指标。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之后企业税负是否一定下降？自1998年企业所得税率下降之后，1998年和1999年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和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均低于10%，降低企业所得税减税效果比较明显。但2005年之后我国企业所得税无论是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还是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均有所上升，甚至超过1998年企业所得税调整之前的水平。可见企业税率下调之后对政府收入是先减后增的，呈现倒U型。这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之后，政府收入先下降，但之后减税后企业扩大投资并带动GDP扩张，税基扩大导致税收收入和政府收入提高。
我国究竟哪些行业税负过重？从行业总税收占总税收收入比重来考察，最高的分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2014年制造业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最高的行业分别为制造业（32.8%）、房地产业（12.8%）、批发与零售（12.8%）、金融业（11%），建筑业（6%），采矿业（4.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6%），电力、热力和燃气制造业（3.1%）。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大约是房地产业的三倍，但从企业所得税增长的幅度来看，201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建筑业。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改走了哪些路？
、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颁布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拉开大幕。1994年财政部颁布《关于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统一口径，方便了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伴随着改革开放，财政部颁布《关于沿海经济开放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以吸引外资。可见历次企业税调整都是内部改革环境大局决定的。2016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调整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服务、研究与实验开发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知识产权跨境许可转让、文化产品数字制作及相关服务、文化产品对外服务、中医药医疗保健等行业的税率，具体包括：对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2015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下同），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历次企业所得税调整的内容来看，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行业偏向主要是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先进服务业为主。税改的内容也多涉及税率下调，税收额度的减免，固定资产折旧率的调整等。减税的门槛也随着企业规模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结构性减税居多。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并不能解决企业税负的所有问题
企业负担除了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还有大量的非税收负担。我国的企业非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2007年为9.39%，2016年底这一比重高达29%。因此，我国企业负担并非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就能解决的。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下行的压力较大，而且普惠式减税并不利于解决中国结构性财税问题。
当然在全球主要国家均在相应进行税费改革以应对特朗普减税的背景下，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减税方案实行之后或导致美国乃至全球对外投资流向到美国，中国也应当积极应对，因为减税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越南，还是金砖国家的俄罗斯，我们都不具备税率方面的优势。对此，我们的可行方案，一是可以仿效新加坡，放水养鱼，企业所得税率普降，扩大税基从而整体提高政府收入，代价是减税初期税收收入下滑，政府财政压力继续。另一种方案，在当前财政收入压力和实体经济经营双重压力下，对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转型成功在先，使经济平稳过渡。进而再推行普降企业所得税率，放水养鱼，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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